二
    徽州进士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某些特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南宋罗愿在《新安志》中说：“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康熙《徽州府志》继承和发展此说：“新安山峭厉而水清洁，其人务为高行奇节。”这种把风俗形成的依据完全归结为自然地理上的原因，似乎显得有些牵强。但徽州风俗的形成与其地理上的特征确有关联。众所周知，徽州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魏晋隋唐以后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的遗风。而徽州地理上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注：罗愿：《新安志》卷1。 ）明代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注：康熙《徽州府志》卷2。）这就难怪，北方世家大族尚礼教、 负气节的古风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正如时人所论：“新安居四山中，人皆负气节，崇礼教，风俗最为近古。”（注：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徽州人自己亦认为当地元明以来“秉礼仗义，自古为然。”（注：许承尧：《歙事闲谭》18册。）如此看来，徽州社会风气中尊崇儒家礼教的特点是由来已久的，是对先辈士大夫遗风的继承和发展。
    徽州是朱熹的桑梓，号称阙里。而河南二程也被徽州程姓视为同宗。徽州人自然要以履践程朱理学教义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明代御史程材“以裔出于程而生于新安，故一意程朱之学。”（注：焦竑《献征录》卷65。）清初徽州人尚且自豪地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注：《茗州吴氏家典》序。）其实，徽州进士诸如清正忠耿、勤政爱民等特征，无不是对儒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徽州进士的政治行为追求符合儒家传统人格需要，这是因“大儒梓里被服儒教久矣。”（注：傅岩：《歙纪》卷8。）
    徽州宗族统治势力的强大是公认的。“吾神州夙重宗法，而徽尤重。尊祖敬宗收族之谊，炳炳于礼经。吾群之昌大荣固，实赖利之。至于新安则里各别姓，姓各有祠，祠各有谱牒，阅岁千百，厘然不紊。用能慈孝敦睦，守庐墓，长子孙，昭穆相次，贫富相保，贤不肖相扶持，循循然，彬彬然，序别而情挚。”（注：《新安月谭朱氏族谱》序。）这里，徽州人对宗族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定位，而且指出了宗族是通过建祠修谱等手段，使一族之内贫富之间、贤否之间能相互扶持，加深感情。明代徽州进士程敏政认为，“宗法既立则彝伦益明，风教益具”。（注：《新安程氏世谱》不分卷。）古往今来人们都把推行伦理教化视为宗族的一个重要功能，其实，徽州宗族在这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
    徽州人早就认识到谱牒在宗族统治中的重要作用。明初唐桂芳在《白云集》卷五中如是说：“是以君子善睦族者，恒以谱牒为先务。”就谱牒在宣扬儒家伦理中的功用而言，首先，可将一族之内的血缘关系用文字记录下来。如唐桂芳所云：“欲宗族之相亲而不至于相残，必先示其身之所自出，使之熟观注视之顷，森然孝敬之心生，沛然亲睦之情笃。”表面看来，谱牒之作只是使一族之内相互亲睦，其实不然。儒家伦理是一个天然混成的体系，《论语祹学而》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明代绩溪西关章氏就在其谱牒中说：“昔者圣人以治天下者，上隆祖父以尊尊，下启子孙以亲亲，旁洽昆弟，合族而秩之以昭穆，敦之以礼义。”又云“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也。”（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3。）忠孝之间蕴含着某种内在联系。明代歙县许琏说过：“家有孝子，国有忠臣，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卷9，凡例。）把忠与孝视为互为因果的两个伦理观念，而谱牒正是“上溯姓源之始，下隶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礼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3。）其次，谱牒的修撰莫不是遵循着“书善不书恶，为亲者讳也；善有可记，褒录不遗，凡以扬先美、示后劝”（注：《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卷9，凡例。）的原则。也就是说，谱牒可以通过对族人事迹的记载，行春秋笔法，对族人起惩戒警示作用，让族内人“行一不义惟恐宗人闻之见黜，履一非道恐玷吾之宗族，不足以光前人。”（注：唐桂芳：《白云集》卷5。）
    宗族赖以维护血缘纽带的另一工具是祠堂。徽州进士程信认为，“身之所以上承于祖下合其族人者，在此祠堂所由赖之以无毁欤。”（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而祠堂中供奉的先辈，“其中有以文德显名者，有以武功著称者，有潜德乐道者。”（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这些先祖的德行业绩自然就能勉励其后人种善积德，而对于“素行不端及盗淫而死，永不得入，以昭劝惩之道。”（注：《汪氏祠规》。）如此规定，意味着死后入祠享祀要经过一定筛选，而选择的标准是以儒家纲常为尺度。此举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族人“凡入是祠者，莫不自仁率亲，自义率祖，肃然起尊尊亲亲之思焉。”（注：《桂溪项氏祠谱墓图》。）
    此外，徽州宗族还利用乡约等其它方式进行宣传，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如隆庆时的《文堂乡约家法》即是利用宗族的号召力，把朱元璋的圣谕六条作为理论武器，用家法的强制力量，对乡民灌输儒家纲常伦理思想。（注：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4期。）
    总之，徽州宗族的统治已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最深处，而宗族统治的思想工具则是儒家伦理。宗族是孔孟程朱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宗族强有力的统治下的徽州生长的进士们，他们自幼就生活在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一旦他们跻身仕途后，这种和谐与稳定自然就成了他们汲汲追求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