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一直贯穿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传统儒家在义与利并不矛盾的前提下，并不一味地反对言利。《春秋繁露》云：“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和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徽州进士与商人有一种天然联系，这就注定他们不会象其他迂腐的士大夫那样重农贱商，耻于言利。又因为他们出自一个男子普遍经商的地域社会，这就注定了他们可能较其他只会应付科考的读书人更多一些理财能力。汪以淳“督榷江浙，以恤商裕国为务。”（注：徐卓：《休宁碎事》卷7。 ）汪应蛟曾请罢矿税，募民垦田，广修水利。《明史》称之“亮直有节，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注：《明史》卷241。 ）潘镒以户部主事监北新关，他本着利民恤商的原则对税关实行改革整顿，“至辄搜之税司，若省州老猾数十，置诸理，而罢镇守无名之需岁二千金。……关长日不闭，纵民往来无所问。才半月，钞额告溢。……是岁，薄征而钞倍，上下同声贤之。”（注：焦竑《献征录》卷92。）这不仅说明了潘镒具有突出的理财才干，更表明了他具备重视商业流通的全新意识。又有叶天球任户部主事时，“武庙北狩，车骑万数，刍粮告乏”，他“即驰至部中，画招商之策，部尚书石公慨然从许。”最终又“拒权势之请，绝冒中之人，民乐输，供亿不缺。”（注：焦竑《献征录》卷98。）只有真正认识商业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官吏才会如此重商用商。这正是徽州进士与其他封建士大夫的又一区别。
    此外，明中后期，矿监税使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徽州进士则普遍站在市民阶层这一边，与矿监税使坚决斗争。《明史》中记载的反矿监税使的徽州进士就有汪应蛟、余懋衡、吴宗尧等人。其中余懋衡被税监梁永下毒，险些丧命。而吴宗尧与矿监的斗争更为惨烈。陈增诬知县吴宗尧“阻挠矿务”，皇帝下令逮治吴宗尧。“使者至，民大哗，欲杀增。宗尧行，民哭声震地。既至，下诏狱拷讯，系经年。”吴宗尧几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从市民的反应来看，他反矿监的斗争在当时就得到市民阶层一致的认可。徽州进士的经济观念符合儒家的一句信条：“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儒家思想一贯主张统治者要适当减轻对人民的盘剥，行所谓仁政，以求得统治的长治久安。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论语祹学而》。）徽州进士中一批践土亲民的地方官多能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正德时程昌知蕲水，使该县“视前供应十损其九，……里甲困苏。”（注：祁门《善和乡志》卷6。 ）嘉靖朝任湖广参政的游震得“罢采矿、采木，损税榷，停积逋，掣民壮，裁调发”（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1。），深得当地人敬重。此外，抑制豪强也是减轻人民负担、推行惠政的必要措施。叶天球在东昌知府，“郡有二卫，卫官颇纵，公白当道，劾罢渠魁，兼惩悍卒，卫所始服，不敢侵民。”（注：焦竑《献征录》卷98。）许仕达巡抚福建，“执漳州知府马嗣宗送京师”，又劾镇守中官谬和、镇守侍郎薛希琏，朝廷派人勘查，“耆老数千人乞留仕达。 ”（注：《明史》卷164。）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不难辨别。程嗣功任浙江布政司参议时，“故陆太保以司隶幸世宗，乃暴死，其徒属横如故，侵公部民田，公□□尾而剪之。”（注：焦竑《献征录》卷98。）在封建社会，蔑视权贵豪强有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郑汝敬任永清知县，“有中贵人临县索赂甚急，公不为动。遂绐入见，缧绁之，欲置之死。”（注：焦竑《献征录》卷85。）可见，敢于和邪恶势力抗争还需要有大无畏的勇气。
    《孟子祹尽心》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德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徽州进士出自“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他们主宰一方往往都重视推行伦理教化。如程昌宰蕲水时，“务兴礼乐教化为第一义。未几，蕲之风移俗易。”程泰任河南参政“以其暇时葺二程夫子阙里祠宇，以风其士人。”（注：焦竑《献征录》卷92。）四川参政叶天球“撤淫祠，葺儒学，海生徒，正婚丧，表乡贤，奖孝士；明烈女，风厉化导不啻一养而已。”（注：焦竑《献征录》卷98。）
    徽州进士在地方上颇受乡绅及百姓厚爱，这是他们为官能代表士民利益所决定的。《论语祹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潘珍“三任山东，施泽既久，人心信爱，称为潘青天。”（注：焦竑《献征录》卷40。）郑汝敬自上虞解职，“上虞人请留不得，相与拥泣而去。”（注：焦竑《献征录》卷85。）许仕达“期满当代，耆老诣阙请留。”（注：《明史》卷164 。）胡思绅离任时，当地乡绅为之编《德政录》（注：绩溪《金紫胡氏家谱》卷首下。）。从这些现象来看，他们相对昏君贪官来说，是比较注重维护士民利益的清廉之官。地方士民对他们的支持与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们为官行政所代表的利益方面。
    身处江湖的徽州进士的政治表现也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徽州进士，“或登庙堂，勋庸丞著；或隐岩穴，气节自雄。”（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0。）这又正如《孟子祹万章》所云：“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
    致仕后的徽州进士虽无治国平天下的壮举，但修身齐家的政治意愿仍很浓厚。方勉“自归家园，与世利不相关，拳拳以仁义忠孝训教子孙。虽桑榆晚景，犹手不释卷。”（注：焦竑《献征录》卷88。）程昌居家“杜门著述、课训而已。三房子孙世工经学，隶士籍。”（注：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不分卷。）潘珏“日坐太夫人堂上，菽水尽欢，夜课诸孙诵习不倦。”郑汝敬“训诸孙读书以无坠先人之业。”他们把课训子孙作为居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从中尽享天伦之乐，另一方面也为维持和睦融洽的家风，还寄希望于子孙能承继祖业，荣登仕籍，光宗耀祖。
    居家的徽州进士还能以孝友著称，这与他们居官清直同样都是出于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御史胡松“居家以孝友称。”（注：《明史》卷202。）山西佥事潘选“弃官归，值母病思食鲫，急不可得。 或请以他鱼代，选不可。解衣入池中捕之，果得二鲫。”（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2。）演出了一幕精彩的孝行正剧。
    《论语祹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徽州进士闲居乡里也不忘教化乡民。在宗法统治严格的徽州地区，他们以睦宗收族、传播儒家思想为己任。潘珏居家时“订辑谱牒，作劝善碑于道侧，睦族化乡之意老而弥笃。”给事中游震得“归田，创建虹东书院，讲学其中。又置常平仓，赈族以为常。”（注：道光《徽州府志》卷11。）“明世宗朝，御史公长嗣、太仆公钊次、益府舍人公镗及推官公淮、中书公河合、孟寿等公十有五人，倡建宗祠，分司总任。”（注：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5。）此外，徽州谱牒中由当地进士出身的官员撰写的谱序、传记、祠碑等宣传儒家道德的文章很多，说明了他们居家仍热衷于为维持正统的儒家思想而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