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会末年，中央官制改革条件已经成熟，开始逐步减少元帅府的政治职能。十一年，太宗诏曰：“比以军旅未定，尝命帅府自择人授官，今并从朝廷选注，”[1]（卷3，太宗纪）“熙宗即位之二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1]（卷51，选举志）将任人、科举权收归中央。
    其五，是为朝廷监督、节制刘豫政权的机关。金灭北宋立张邦昌为楚帝，不久宋杀张邦昌。金太宗仍欲授立藩附，“循邦昌之故事也”，[6]（卷6，太宗纪）故占领宋地仍不易官制，风俗无所更改。立谁为傀儡皇帝，在元帅府官员中颇有酝酿，“金师自破山东，挞懒久居滨、潍，刘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挞懒尝有许豫潜逆之意。（高）庆裔，粘罕心腹也，恐为挞懒所先，遂建此议，务欲归功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己，望其后报也”。“粘罕遣高庆裔询访河南州郡，求贤人建国，州郡迎合上意，共推刘豫”。[6]（卷6，太宗纪）“于是金主晟遣庆裔、同知制诰韩昉，以是月（天会八年九月）立豫于北京”。[3]（卷8）高庆裔是左副元帅宗翰手下亲信官吏，韩昉则一直在朝廷为官。上述史料说明了二点：1.立刘豫为帝，是元帅府官员选择推荐的。2.册立刘豫的使臣是由元帅府属下官员和中央派出的官员组成，又以元帅府官员为主。这意味着刘豫政权是受朝廷和元帅府双重管辖的。
    刘豫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丧失了自主权，刘豫名为皇帝，实则金朝一特殊辖区的地方官。在金政权尚处于奴隶制度时期，代为管理封建制度发达的地区和人民。刘齐虽设百官、军队，自行征收赋税，司法断案，但重大事情需决于朝廷，如使用年号、立太子等，刘豫欲立子麟为太子，请于金廷，太宗不许，曰：“若与我伐宋有功则立之。”〔1〕（卷77，刘麟）显然在女真皇帝眼中，刘豫并非是邻国之君，而是南部藩屏，使其与宋相攻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由于金廷偏僻遥远，元帅府负有监督、节制刘豫政权的职责，“豫在开封，凡军国事以至赏刑斗讼，毋巨细，申元帅府取决，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8 〕（卷53）
    熙宗即位后，全面推行封建制度改革，刘豫政权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于是议废刘豫政权。天会十五年“亶（熙宗）诏左、右副元帅达兰（挞懒）、乌珠（宗弼），提兵以寇江为名，径之东京（今开封）废豫”。〔3〕（卷23）“降封刘豫为蜀王，诏中外。 置行台尚书省于汴”。〔1〕（卷4，熙宗纪）汴京行台仍受中央与元帅府的双重统辖。由此可见，刘豫政权从建立直到废止始终受元帅府的控制与操纵。
    在金政权封建制度变革前后尽管元帅府的政治职能逐渐减少，却始终保持军政合一的特点。其军事职能尚保存着浓重的女真族特征，既掌国家军备，戎马政令；又是军事统帅机关。金朝军事机构完全封建化，上述两种职能分设机构，则是金中后期才完成的。
    都元帅府是金朝奴隶制度后期和封建制度前期国家重要的军事、政治统治机构。它是金宋战争和金朝对中原地区实行全面军事统治的产物，呈现出女真传统旧制与辽、宋封建制度有机结合的时代特征，形成了介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之间的过渡时期官制的特质，成为中央国论勃极烈制度与中原封建地方制度之间的统辖机构，发挥了奴隶制国家对汉人封建地区统治的中介作用。它的建立在金初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使中原人民免于女真奴隶制度的奴役。
    金政权封建制度变革完成后，不久金宋弭兵，进入和平时代，国家统治方针由武治转向文治，元帅府逐渐由具有封建因素的先进机构，转变为残留浓重的女真奴隶制地方分治痕迹的落后制度，最终为中原王朝的封建军事机构所取代。
    收稿日期：1998-11-28
    【参考文献】
    〔1〕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熊克。中兴小纪〔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程妮娜。试论金初路制〔J〕。社会科学战线，1989（1）。
    〔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大金吊伐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2.
    〔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鸡肋编〔M〕。
    〔10〕汪藻。浮溪集〔M〕。丛书集成本。
    〔11〕张金吾。金文最〔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