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分北南两路入藏，驱走盘踞拉萨等地三年的蒙古准噶尔部，受北路军护送的达赖喇嘛胡必尔汗也因之登上拉萨布达拉宫的禅榻。这次远征的成功，改变了清廷通过蒙古和硕特部汗王间接地控制西藏的局面。此后，举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形式及其中任职官员、中央驻军将领以及统领全藏军政大员的人选全由清中央决定，意义相当重大。
    先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清帝为了驱逐准噶尔部出藏，曾遣亲军待卫色楞、总督额伦特分别率军自西宁南下，因二将领未能协调一致，会师迟误，后援部队被准部截阻，虽然已远抵西藏北部的黑河地区，却受阻不前，陷入包围，与自藏北上的准部相持达四个月之久，终因缺马缺粮，约三千军士全部覆灭，一将战死，一将被俘。（注：见王钟翰先生辑《抚远大将军奏议》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奏引参将舒明、千总马有仁、兵丁严兴邦的报告。见《清史资料》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8-182页。又见于吴丰培先生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2，第2-9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2-1304页，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领侍卫内大臣海金等奏；第1355-1356页，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上谕，此谕掩饰军败情形。色楞领军有满兵、绿营、土司共约2000 人， 额伦特军约1200人。耶稣会士书简称损失7000人，似数字太大， 见L. Petec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Leiden 1972,.67。）《清实录》记此失利事于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条下，这是该军败亡的日期。此条应是日后追记。这个失利的消息最后传至京师必在十月上旬，朝野惊骇可以想见，但《实录》即在十月丙辰（十二日）记皇帝授“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庚申（十六日）记上谕自京陆续发兵三起，剋日启程赴甘肃、青海， 可见皇帝得知此一败绩的消息后，当即决定派军继续西征，斗志并未动摇。这三起军队中的第三起即由抚远大将军允禵带领于十二月十二日出发，前往青海西宁。前两起也均听允禵指挥。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夏历三月十一日允禵到达西宁，（注：《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下简称《允禵奏稿》）卷1，第9页，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抵达西宁日期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版。）次年（1720年）四月二十二日入藏大军开始行动。（注：《允禵奏稿》卷8，第3页，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日折。）
    在允禵等滞留在西宁长达一年中，他们奉皇帝的指示，随时侦知西藏情况上报，以供决策的需用，同时调拨军队、筹措军饷粮秣、制造声势，并同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诸头人多次会盟，促使他们出兵共同入藏。
    康熙帝作战的决心十分坚定，不为臣下的浮言妄议所迷惑，但对于军队的部署、行程的安排，筹划得十分慎重详密，他了解对方的情况中最注重的是藏人的政治态度。他有一句预见准确的判断：“令土伯特（按：藏人）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按：踞藏准部首领）自畏势逃遁。”（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条。）如何争取藏族人民支持清中央，关键性措施是承认青海塔尔寺的灵童格桑嘉措是真正的达赖喇嘛。
    这里需要追溯几段往事。早在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准部袭踞西藏的前十年，易言之，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和硕特蒙古在信奉哪位宗教领袖问题上已分裂为两大派，统治西藏的拉藏汗废掉了第六辈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别立波克塔胡必尔汗为达赖喇嘛；但在青海的同宗青海蒙古诸部（以察罕丹津为首）却拥戴诞生于理塘的幼童格桑嘉措为达赖喇嘛，且迎之入青海。清廷在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曾颁给波克塔胡必尔汗以金册金印，因见和硕特蒙古内部纷争真伪，一度命令青海蒙古把幼童格桑嘉措送来北京，察罕丹津等拒命，迁延再三，最后将这位灵童迎入西宁塔尔寺。1718年准部突袭西藏杀死拉藏汗，对拉藏汗所立的波克塔胡必尔汗无甚敬重。同年色楞、额伦特率军入藏，被困于黑河地区时，察罕丹津奉命入觐，谒见康熙帝于热河行宫。清方文献记，是年九月，“于人心疑虑之际”，察罕丹津“舍身来投”，其志向可嘉，随即封之为郡王。（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28-1329页，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海金等奏及朱批。）对比藏方文献，可以断言，察罕丹津在帝前必力陈塔尔寺的灵童为真正的达赖喇嘛的化身，且须入藏升座，或许表白他决不与侵掠西藏的准部沆瀣一气，因此，帝即向察罕丹津表示他将承认塔尔寺的灵童为真正的达赖喇嘛，且要求青海蒙古诸部出兵配合清军护送这名灵童入藏。（注：《允禵奏稿》卷16，第2页，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二日奏。 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5页，第66页注释3。）然而，从此时到北路大军临出发时即康熙五十九年二月清正式册封，长达一年半空隙内，何以对灵童的公开认可如此迟缓，这大概是清廷对于灵童的政治倾向及西藏内部的动态需要多加了解的缘故。
    康熙五十八年（1719），允禵从西宁派出使者瑚毕图等，以抚远大将军的名义携带书信入藏，面致准部策凌敦多卜。九月下旬，使者返归西宁，将他们一行在前后藏侦察到的情况上报。据瑚毕图说，盘踞西藏的策凌敦多卜既不承认拉藏汗所拥立且受过清册封的波克塔胡必尔汗，又对于西宁的灵童，因未接到其主人准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的指示，也不能表示态度，而西藏的广大僧俗人等一直向往崇信西宁的灵童。在拉萨的准部仅三千人，饷糈匮乏，减员日多。受准部控制的藏族上层、士兵以及一般民众并没有与清为敌的意愿。（注：《允禵奏稿》卷4，第1-6页，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瑚毕图回述藏情形折。《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九月乙未条。）康熙帝得知后，更坚定了承认青海灵童、取藏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