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噶尔弼说，八月初六日自拉里开拔西进，次日抵墨竹工卡（北路军在八月初八日渡木鲁斯乌苏河南下，（注：《允禵奏稿》卷10，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移队前进遇贼诛杀获俘折。）木鲁斯乌苏距拉萨较墨竹工卡之距拉萨为远，且准军主力集中在北线），在西藏准部政权中任事的噶伦达克札本来调集二三千名藏军抵御，及闻清军已下墨竹工卡讯，全军不战自溃，达克札逃至他的老家桑鸢，（注：《允禵奏稿》卷11，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延信禀克敌大捷等情形折中藏人二名称“第巴达克札现由原住萨木业庙逃出”。萨木业，今译桑鸢。）于是噶尔弼又派遣赵儒、吉果儿去招降达克札，偕来大营。据噶尔弼说，这一带藏人非常尊敬达克札，“凡事俱遵第巴达克札指使行事”，达克札本来从拉萨、达木调集粮秣运至黑河供给准军，现则断绝供应，又派人秘密至北方前线策动准部率领下的藏军放弃抵抗，还传令民间汇聚船只运送南路清军渡过拉萨河，形成了清军南北夹击的形势。由于他的效力，噶尔弼在八月二十三日（1720年9月24日）渡河， 即日分三队进入拉萨。包括停留时间在内，全程也是约四个月。
    岳钟琪孙辈所编《行略》则说岳钟琪率先渡河，八月十九日抵藏（按：此似指拉萨），看来岳钟琪所率先遣部队，行动迅速，得以先人。
    从上面所述可以认定的事实是：（1）在岳钟琪的鼓动下， 噶尔弼违抗大将军的命令，从拉里西进，出乎意料地未遇抵抗，兵不血刃，进入拉萨；（2）阿尔布巴逃入北路清军，在他的影响下， 西藏东部倾心归附西进的南路清军；（3）达克札应召来降， 利用他的权力瓦解南北两路的准部军心，大大地便利于清军的成功。
    在南路清军进入拉萨时，北路清军由延信统率正在黑河以北的齐暖郭尔（或作绰诺果尔）击退准部的袭营。（注：《允禵奏稿》卷11，八月二十日延信在齐暖郭尔安营。）在前后三次挫败准部的来袭后，延信等护送达赖喇嘛胡必尔汗于九月十四日（1720年10月15日）进抵拉萨，（注：《允禵奏稿》卷11，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据延信禀报藏众欢接大军等情折。）较南路军迟到二十一天。噶尔弼争到首功，上报及时，受到褒奖。
    同年十一月初，在拉萨，延信的部下李麟、西，崙图、噶尔弼各自立碑勒铭，纪念此役的胜利，噶尔弼且自撰自书。约在中旬，噶尔弼、延信先后离开拉萨循南路东返四川。
    康熙六十年四月，延信以生病为词，请求不再返藏任事，朝廷改令噶尔弼仍佩定西将军印往代。九月噶尔弼行至泸定桥，也称病说不能前往。（注：关于延信此后事迹，详见拙著《1720年率军进入拉萨的清军将领延信》一文。关于噶尔弼此后的事迹，大致是噶尔弼因奉命入京逗留获罪拟斩，雍正元年，赦免，赐还原衔，命去陕西，仍在年羹尧手下效力。年羹尧在奏折中仍称誉他“平和而不任性”。他曾在布隆吉尔（今甘肃安西）代理防务。雍正三年冬擢升奉天将军去沈阳。雍正五年被兵部审查说他包庇犯人，又被人弹劾其属下官员使用帑银，正在朝廷欲加处分时，他病逝了。见《清实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起居注册》诸书。）二人之所以拒命，或许知道在西藏由内蒙古、青海蒙古、满汉军队汇成的驻藏军队以及驻藏官员，构成复杂，矛盾重重，感到统帅他们十分困难。
    综观这一次用兵，其特点是出于清廷意料之外的顺利，北路清军所遭遇的三次战斗，只是规模不大的短暂的袭击与反袭击，本身因战斗而伤亡者极少；南路清军更是兵不血刃地到达拉萨，以故用“战役”来概括此次用兵似乎不甚恰当。其所以兵锋所向无敌，应该是康熙帝乾纲独断，决意进军，册封青海灵童从政治上取得优势，二路军队统帅，选择得人，后勤供应办得成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的结果，而西藏上层与士民的呼应支持，确实也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即使在此前1718年清军在黑河地区第一次与准部对垒，对方中的藏军也不愿意与清军作战，色楞、额仓特失败后，孑遗的清军仍然得到藏人公开或秘密的资助得以东返。1720年瑚毕图奉使入藏回来时说，他亲身经过地方藏人都“在楼上焚香合什行礼”。此次上层阿布巴、达克札等的归附及配合更是瓦解了准部抵抗力量。延信禀状中描写清军进入拉萨时得到藏人热烈欢迎的场面并非虚言，这是藏人多时深受准部的欺压、企图反抗、一旦得救时的必然的表现。从汉藏文以及外文史料中我们一直找不到清军入藏与藏人为敌交锋的记载，伯戴克（L.Petech）在其名作《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国与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第五章叙述此次清军入藏，十分简单，却据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琐细地叙述达赖喇嘛从青海入藏的行程， 总括全章为“中国人的征服西藏”（TheChinese Conquest of Tibet），其实于史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它不过是从否认历史上西藏地方是中国一部分的谬误观念演绎出来的一个未经过论证的空洞的标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