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宋时期的慈善事业，大陆学术界少有专论，而在日本、台湾则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道端良秀、善峰宪雄对唐朝悲田养病坊的研究，王德毅、金中枢、福泽与九郎、今堀诚二、梅原郁等人对宋代慈善机构与救济事业的探讨，以及星斌夫、夫马进对唐宋慈善事业的有关论述（注：以上研究分别为：道端良秀：《中国仏教社会事业の一问题--养病坊につぃて》，载《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8-2，1970年； 善峰宪雄：《唐朝时代の悲田养病坊》，载《龙谷大学论集》389-390，1969年；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台湾中央图书馆特刊《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1968年；金中枢：《宋代几种社会福利制度》，载《新亚学术年刊》第10期，1968年；福泽与九郎：《宋代における救疗事业につぃて》，载《福岡学芸大学纪要》第 3号，1953年；今堀诚二：《宋代における婴儿保护事业につぃて》，载《広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8号，1955年； 梅原郁：《宋代の救济制度--都市の社会史によせて-》，收入中村贤二郎编：《都市の社会史》一书，1983年。星斌夫：《中国の社会福祉の历史》，山川出版社1988年；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使我们对这一时期慈善事业的面貌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由于各人着力的角度不同，加上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论证尚有可议之处，很难说能给人以完整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拟依据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唐宋时期慈善事业的经营实态与性质作一全面、综合的论述。
    一唐朝的悲田养病坊
    悲田是佛教用语。佛教经典《象法决疑经》中有谓：“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饥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田者，悲田最胜。”也就是说，悲田是对贫穷孤老乃至动物的布施。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实际上是一个收容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的慈善机构。
    悲田养病坊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唐玄宗开元五年宋璟奏称：“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若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注：《唐会要》卷49，“病坊”。）这是有关唐代前期悲田养病坊的唯一史料。由于缺少其他材料佐证，对这节史料的理解难免有所出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置使专知”一句。根据对“置使专知”中的“使”的理解不同，可能导致对悲田养病坊性质--官营事业还是民间社会事业--的不同认识。道端良秀先生根据宋代胡三省对《资治通鉴》卷214 开元二十二年病坊所作的注“时病坊分置于诸寺，以悲田养病本于释教也”，及武宗废佛时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中“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管”等记载，断定悲田养病坊是由寺院僧尼经营的机构。善峰宪雄先生对此表示赞同。换言之，悲田养病坊的经营主体是寺院，运营经费由寺院筹措（注：参见善峰宪雄：《唐朝时代の悲田养病坊》，日本《龙谷大学论集》1969年版，第389-390页。）。实际上都主张悲田养病坊是民间慈善机构。但事实是否如此？笔者是有疑问的。从宋璟的奏文来看，所谓“置使专知”，明显地是指国家设官加以专门管理之意。换而言之，悲田养病坊的创设并非民间自发的行为，而是国家主导的官营事业。如所周知，武则天与佛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武则天代唐立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佛教僧人的蛊惑（注：参见鎌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88页。）。武则天死后，虽然唐朝皇帝仍信奉佛教， 但与佛教的关系远不如武则天时代密切。在此过程中，专门管理悲田养病坊的官吏一职受到冷落以至废置是十分自然的。宋璟上奏文中“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云云，实际上是一个转折语，反映了唐玄宗上台以后悲田养病坊的专“使”已不复存在，悲田养病坊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事实上成为由寺院主持的民间慈善机构。
    宋璟要求取消悲田养病坊的奏文并没有得到唐玄宗的批准。上述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中，在引录了宋璟上奏文后记道：“元（玄）宗不许。至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取利给之。”唐玄宗时悲田养病坊仍由寺院经营。开元二十二年，把京城所有乞丐收入悲田养病坊，由国家予以经费补贴。可能从这个时候起，政府又加强了对悲田养病坊的监督。武宗上台以后，开始了对佛教寺院的清算行动。会昌五年（845年）， 公布“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会昌废佛”事件。事件发生后，悲田养病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对此，李德裕在《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中有如下的记载：“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管。必恐病贫无告，转致困穷。臣等商量，缘悲田出释教，并望更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耆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三二顷，以充粥饭。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与，置本收利，最为稳便。若可如此方圆，不在更望给田之限，各委长吏处置。讫闻奏。”（注：《唐会要》卷49，“病坊”；又见《全唐文》卷704。）可见，悲田养病坊并未被废止。 与前不同的只是象征佛教的“悲田”二字被抹去，同时养病坊的经营与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于在职下级官员中择一年龄稍大、且素为地方推崇的人负责管理，并由政府酌情拨给田地以充经费。养病坊在武宗以后，再次成为官营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