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泽园一般“择高旷不毛之地”为之，也有设于空闲田地或其他山地，以藩墙隔开，“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注：《宋会要》卷60，“食货”。）。收埋对象包括“寺观寄留槥椟无主者，若暴露遗骸，悉瘗其中”，“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注：《宋会要》卷60，“食货”。）。后来大抵以居养安济院收养之人为主。在埋葬时，人给地8至9尺，以为墓地。墓穴深3尺。掩埋后，立有碑记， 写明“死人姓名、乡贯，以千字文为号”，并置图籍，“以备点检查核”（注：《宋会要》卷60，“食货”。）。其对漏泽园的管理，真可谓细致周密了。
    漏泽园的施行也并非没有弊端。其弊主要有二：一是“埋瘗不深，遂致暴露”；二是园地往往为豪右占佃，即所谓“缘其间地段，多是为人占佃”，而地方官往往徇情包庇，以致事情得不到妥当的解决。
    综上所述，宋朝政府比起历史上任何朝代更为重视慈善事业，把慈善事业视为仁政的标志。皇帝一再颁诏，要求各地认真施行，如大观三年（1109年）四月二日手诏：“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注：《宋会要》卷60，“食货”。）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十五日御笔：“鳏寡孤独有院以居养，疾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注：《宋大诏令集》卷186。）除了在凶荒之年或冬期施赈以外，成立专门的慈善机构， 使慈善事业制度化、组织化，开创了慈善事业的新阶段。在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时，有些地方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以致引起一部分人的非议，出现了“不养健儿，却养乞丐”、“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的讽刺性谣谚（注：赵翼：《陔余丛考》卷27。）。也许这只不过是反对者们的一种口实，却从反面说明宋朝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无论在什么时代，重视民生、对无所依倚者给予救助，较之于听任百姓辗转沟壑、死于道途的做法要好得多。慈善事业也许只是补救社会政策失败的一个消极手段，但从人道主义角度而言，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时至今日，盛行不衰。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慈善机构大都产生于北宋末期徽宗在位、蔡京当政之时，而且北宋政府慈善政策的变动、慈善机构的存废与蔡京个人的宦海沉浮直接相关（注：参见金中枢：《宋代几种社会福利制度》，载《新亚学术年刊》1968年第10期。）。因此，蔡京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的地位值得肯定。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指出：“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注：《日知录》卷15，“火葬”。）洵为中肯之论。而清代乾嘉学者赵翼批评顾炎武“未加深考，而谓善政之始于京，不免为京所欺也”（注：《陔余丛考》卷27。），则不免流于主观，有欠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