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子仓的设立，一般认为由大儒朱熹始倡、福建安抚使赵汝愚推广其意，奏而行之。但据今堀诚二先生的考察，举子仓于绍兴五年（1135年）在福建的建、剑、汀、邵四州军最先设立，其时朱熹刚刚6岁， 可见上述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注：参见《宋代における婴儿保护事业につぃて》，载《広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8号，1955年。）。不过， 建、剑、汀、邵四州军的举子仓曾经一度中断，未能产生广泛影响。而举子仓的盛行，则与朱熹、赵汝愚有密切关系。淳熙年间，赵汝愚在福建任上时，曾上书建议，“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将所收租利与安抚司所置官庄及常平义仓钱米通融，以充一路食子之费”，奉旨允行（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17。）。绍熙四年， 赵汝愚再任福建安抚使，曾与朱熹书信往还，讨论举子仓运营及杜绝弊病的办法。（注：《朱文公文集》卷28，“答赵帅论举子仓事”。）
    举子仓的设立非常普遍，不仅在城市，甚至在乡村也广泛出现。与其他官营设施不同，举子仓是由民间创行的。《永乐大典》卷7513“举子仓”条所引《建安志》说：“举子仓亦仓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于乡先生及乡大夫。”但从淳熙年间赵汝愚的奏折来看，举子仓也得到了官府的经费支助，并非纯粹的民间慈善机构。
    举子仓是对产子之家的生活救助，而逢灾荒之年或隆冬时节，民间弃婴者甚众。对此，政府乃专门设立慈幼机构加以收养。孝宗隆兴二年（1163年），江南地区歉收，贫民因生计所迫，弃儿于道。吴兴知州郑作肃设立“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这可能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育婴机构。其后，育婴机构在各地陆续产生。如嘉定十年（1217年），江东转运使真德秀在建康创设慈幼庄，“凡有遗弃小儿，即时责邻保勘会，见得遗弃分明，再行委官审实，附籍给历头与收养之家，每月支钱一贯文，米六斗，至伍岁止。其无人收养者，所属官司召募有乳妇人寄养，月给一同，至七岁止，其欲以为己子者听……抱养之初，襁褓未备，则以钱两贯文给之。其病患者，听自陈给与药费，死亡者支钱一贯文，即时除籍。或丰年遗弃稀少，支用有余，则储蓄以备荒岁赈给”（注：《建康志》卷23，转引自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一文。）。其功能，与举子仓并无多大区别。嘉定十二年，袁甫任湖州通判时，湖州已有“婴儿局”的设置。其育婴方法，见于袁甫《湖州婴儿局增田记》：“有弃儿于道者，人得之，诘其所从来，真弃儿也，乃书于籍，使乳母乳之，月给之粟，择媪五人为众母长，众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以待不时而来者。”（注：《蒙斋集》卷12，转引自王德毅论文。）上述育婴机构都是由地方官倡建的，不能不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淳祐七年（1247年）十二月，“有旨，令临安府创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安抚端明赵与筹奉行惟谨，于府治侧建屋，而凡存养之具纤悉毕备，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注：《淳祐临安志》卷7。）。 这是由朝廷明令建立的官办育婴机构。按规定，领养弃婴者由政府每月津贴钱一贯、米三斗。至宝祐四年（1257年）而向全国推广，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注：《开庆四明续志》卷7。）； 次年又颁诏谕：“朕轸念军民，无异一体，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注：《续文献通考》卷32。）慈幼局在州一级城市中普遍设立，如苏州设于宝祐三年，建康和江阴设于咸淳元年。慈幼局作为一种官营育婴机构，或许还存在不少问题或缺限，但“其规划之精、措意之美，极有现代意义”（注：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台湾《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1968年。）。慈幼局的运营方法极具开创性，并被后世所继承。在拯救弃婴生命方面收到了良好效果。《梦梁录》卷18“恩霈军民”条中称：“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扶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米绢布，使其饱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永乐大典》卷19781 引录《山樵杂录》中也说：“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也许其中不无溢美过誉之辞，但大致也反映出慈幼局所取得的成效。
    （4）漏泽园：对贫穷已故之人的掩埋代葬
    作为孝道的表现之一，中国人历来重视对死者的掩埋。《礼记·月令》中“掩骼埋胔”之说，历代奉为明训。东汉桓帝时，诏“今京师死者相枕，甚违周文掩胔之义……若无亲属，可于官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注：《后汉书》卷7。）。 后魏世宗正始三年诏谕中也说：“掩骼埋胔，古之令典。今或有孤老馁疾致死，暴露沟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宋代尤为重视。早在宋太宗时即下诏“死者官为藏瘗，以钱五百千分给之”（注：《宋会要》卷57，“食货”。）；仁宗嘉祐七年，“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注：《宋史》卷12，“仁宗本纪”。）；至蔡京当政，更创为漏泽园，作为掩埋代葬的专门机构。《宋会要》卷60“食货”载：崇宁三年（1104年）二月三日，蔡京上书建言，元丰年间神宗“常诏府界以官地收葬枯骨。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得到徽宗的批准。
    漏泽园类似于现代公墓的设施，由僧人负责管理，并设仵作等执事人员。僧人支给薪水，并领赏赐，“瘗及二百人，官府保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注：《宋会要》卷60，“食货”。）。漏泽园的经费，取自常平仓，所谓“埋瘗无主死人，即于常平司钱内量行支给”，“措置修盖漏泽园地段，及召募僧人，每月支破常平钱米”（注：《宋会要》卷60，“食货”。）。《梦梁录》卷18言及杭州的情况时说：“宋朝行都于杭，仁和、钱塘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