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进展中仍有曲折。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奉旨从青海前线调回北京议事的四名将领即延信、楚宗、策旺诺尔布、常授，与议政大臣、九卿等共同商议进藏事宜，不知是否慑于上次北路入藏的失利，他们共同议奏：“惟行看守”。（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丙辰条。）皇帝大不以然，认为：“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以我兵隔远，不能往救。朕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余，忍饥带馁，尚能至藏，我兵故不能至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军决宜前进。”（注：《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壬申条。）
    结果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臣们遵旨议复：拟分北南两路进军，北路兵约一万二千名，南路兵约七千七百名；另外西北在巴里坤、阿尔泰的驻军也要分出数千轻骑袭击吐鲁番、乌鲁木齐以牵掣策旺阿喇布坦可能援藏的兵力。（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辛酉条。）五十九年（1720）正月三十日（3月8日）命抚远大将军允禵从西宁移驻木鲁斯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注：《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丁酉条。）从五十八年九月下旬皇帝见到瑚毕图出使的报告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到这时，用去了四个月的工夫才把北路军队的组成、部署、指挥将领确定完毕。之所以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中央要同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往返商议，其间大将军又必须同青海蒙古首领、清封王、台吉们多次会盟，动员他们派兵随征，这件工作看来颇为艰难。
    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3月24 日）正式颁布封新胡必尔汗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派满汉官兵及青海蒙古之兵送往西藏。（注：《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癸丑条。）这是政治棋局上的一个高着，使在藏准部无理由抗拒不纳，而拥护灵童的青海蒙古诸部无不与清廷合作，孤处后藏的班禅喇嘛对清认定达赖喇嘛一事上的反复也只能缄默。
    值得注意的，这时四川兵在川督年羹尧的策划下已经进入理塘、巴塘，招抚了乍丫、昌都、察哇等处僧俗上层。调到云南的满兵早已经到达中甸，准备北上与川军会合。（注：《清实录》康熙五十八年九月甲戌条，九月己丑条，十一月癸酉条。）这就是说，北路军方才组织完毕，而南路军已提前行动且所向告捷。
    北路军因护送灵童入藏，所以在全部五路兵马（西北两支，西南实为两支，另支自松潘北上与北路大军会合，北路一支）中最关重要，抚远将军允禵本是全部军队的总指挥，但远在西北的阿尔泰、巴里坤两支军队的行动须秉命于中央，西南川滇一支也因路远，难得同允禵及时联络，所以允禵实际上只能为北路入藏军队做组织、后勤供应，他奉命也只到长江源头。看来，他所起的作用与在四川成都的年羹尧差不多。
    北路大军自西宁出发到西藏拉萨分三个阶段：（1 ）西宁至索洛木即黄河源；（2）黄河源至木鲁斯乌苏即通天河；（3）自通天河至拉萨。木鲁斯乌苏为全程中唯一适中地点，与南路自打箭炉至拉萨路上之昌都地位相当。允禵护送灵童乘皮船渡过木鲁斯乌苏河后即北返西宁，此后第三阶段行军及与准部遭遇作战全由延信统率指挥。
    以日程论，第一阶段全军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5月28 日）自西宁起行，五月二十七日至索洛木，（注：《允禵奏稿》卷7， 第7页，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启程进藏折；卷8，第3页， 同年六月初二日折，又第19页，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折。）途中用去一个多月，在索洛木留下延信等候青海蒙古军，而“青海人无信，一味迁延”。（注：《允禵奏稿》卷8，第3-6页，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日折。）第二阶段，允禵在六月一日从索洛木动身， （注：《允禵奏稿》卷8，第19页，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折。）六月二十日抵达木鲁斯乌苏，（注：《允禵奏稿》卷8，第19页， 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折。）自索洛木至此用了二十五天，有两件大事可记：一是六月初六日，在西藏准部所立的政府中任噶伦兼代本的阿尔布巴从拉萨逃出，来军营投诚，大军从此才获得关于西藏内部的第一手可信的情报，阿尔布巴还带来昌都地区硕般多、洛隆宗等地四名使者携禀文归附。（注：《允禵奏稿》卷8，第8-14页，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日折；第15页，同年六月初九日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57页，同年六月初七日折。）他们担任大军南下的向导，立下不可埋没的功劳。二是六月十三日越过巴颜喀喇山，遇见大雪，冻死人畜甚多。加以沿途有当地人抢掠马匹，因一路高原反应（当时人称之为瘴疠），兵士病卒者也不少。（注：吴廷伟：《定藏纪程》（见吴丰培先生辑《川藏游踪汇编》第21-3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吴廷伟随延信进藏），李彩：《藏纪概》（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卷之初，焦应旗：《藏程纪略》（见《卫藏通志》卷4）。）其后雍正四年，允禵获罪， 这一阶段军士马匹损失严重，也是其十四条罪款之一。（注：《清实录》雍正四年六月甲子条指责允禵“进兵止到穆鲁乌苏，将所运粮饷迟误，身未到藏，乃于无用之处，伤损官兵千余，马驼死者数千。”）允禵等到了木鲁斯乌苏后一直等待延信，延信同一部分青海蒙古首领七月初九日才到。（注：《允禵奏稿》卷9，第2-4页，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奏。）至七月二十四日全军及辎重、口粮渡过木鲁斯乌苏；犹有青海左翼军未到。原来订立北路军与南路军在七月底八月初入藏会师日期是赶不上了。当时在北路军中的李彩在《藏纪概》中写道：“是时已七月中旬，兵势仓皇，粮少马缺，不能前进，平逆将军（延信）领蒙古军未到。”据李彩说是他建议，节约口粮，精简满、汉、蒙古部队，精简下来的兵士或留驻木鲁斯乌苏或遣回原部落，只须精锐兵丁继续前进，购买遣返原部落的青海蒙古的马匹以资远行。他的建议得到采纳。第三阶段，延信统军护送灵童自木鲁斯乌苏河南下，以青海蒙古为先锋，进军始于八月初二日。（注：《允禵奏稿》卷10，第10页，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折。）由此看来，延信在索洛木和木鲁斯乌苏二地滞留太久，其原因是青海蒙古诸部领袖消极，行动参差，或迟迟不来，使延信用去很多时间等候。八月中旬及下旬，延信才与准部遭遇，九月上旬到藏北达木。
    延信吸取上次策楞等入藏失利教训，加上灵童在军中，不能被准部掠走所以持重缓行，每日驻营，即分军防卫以防敌人突然来袭。李彩写延信驻营警戒十分详细：“每日驻扎。将军之营居中，次则达赖剌嘛。满汉各营，从外圈围。四角安置炮四尊，周围安子母炮一百八十尊。四面卡子之兵皆挖小坑，点粪火预备（按：此取烽警之意）。瞭哨之兵，日则远去，至黄昏撤回，于围护兵之外二三里近，两两相接，坐听风声。又将通共兵丁分作三分。每夜两分在营外围护，每十名作一队，皆手牵战马，营外支更。其余一分，营内支更，各备一马。其余马匹昼则放牧于围护之外，夜则牧放于围护之内。”后来雍正帝也称许延信带军还是个能手。（注：李彩所记与上注允禵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折所述全符。参看总兵李麟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在布达拉山东崖上的碑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448页，延信雍正五年三月十五日、第1463页四月十五日奏中朱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