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保护信徒生命安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借助神迹，对信徒的病痛进行救治。在兵荒马乱、物资极度匮乏的古代末期和中世纪时期，医疗卫生条件必然十分简陋，民众的疾病常常无法得到正常的医治。这时，作为正规医疗过程的补充手段的圣徒神迹，便在救死扶伤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圣徒施行的医疗神迹，包括圣徒生前施行的神迹和圣徒死后发生的与圣物有关的神迹两大类。几乎每一名圣徒在生前都会通过神迹对病人实施救治。圣杰马奴斯第一次寓居不列颠时，有一名高级军官带着双目失明的女儿来见他，要求他治疗其女儿的眼睛。这位圣徒先是为她作祷告，然后取出自己颈项上的圣物盒，放在盲女的双眼上，盲女立即恢复了视力。（30）圣安东尼也是一名治病高手，他的施治方式更是简单得难以想象。据说曾有一名叫弗隆托的埃及宫廷官员患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上门请求安东尼救治，安东尼让他回去，该官员一回到家里，病痛不治而愈。（31）相比之下，圣徒去世后由其圣物所引发的治疗神迹更为普遍。例如，杰马奴斯死后，其尸体被运抵皮亚琴察。一名严重瘫痪的妇女在接触了他的尸体后，便神奇地站立起来。（32）又如，有一名瘫痪了七年的妇女，被带到圣徒维里波洛德的圣物盒旁，她对着圣物盒向上帝哭诉自己的不幸，突然间她感到有一股力量贯穿全身，以至于能够自行下地走路。（33）此类医疗神迹的细节，大多源于对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同类活动的模仿。如果考虑到患者自身的自愈功能、神迹施行者的心理暗示及神迹描述者的蓄意夸示等因素，这些医疗神迹的“灵验”就不难理解了。（34）
    可以想象得到，信徒对圣徒的乞求不可能都会获得满足。这时他们便常常转而乞求别的圣徒，这也许是人们宁愿跑到千里之外去朝圣的理由之一；而当这一切均无法见效时，他们就只好反过来质疑自己的虔诚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不过，这种情况只适用于作为个体的信徒与圣徒发生个人关系时的情境。当信徒们以社区集体的名义与本社区庇护圣徒打交道时，便会很自然地发展出某种问责制来。此种问责制的主要精神是：如果庇护圣徒无法有效地保护本辖区信徒的集体利益，该圣徒的圣物便要受到某种形式的“羞辱”，以作为惩罚。羞辱可以采用较为温和的手段。例如，在10世纪初的康奎斯（Conques），当地领主纵容自己心爱的马糟蹋圣佛伊修道院的庄稼，作为该教区庇护圣徒的圣佛伊（St Foy）没能有效地阻止这名领主的骄纵行为。于是，修士们便用过度的喧哗方式来煽动圣佛伊，他们长时间地大声吵闹，力劝这位圣徒为他们主持公道。最后，那匹擅自闯入的马自动裂开了侧肋，倒在修道院的土地上死去了。这种结局被解释成是圣佛伊回应了修士们的祈求。（35）当然，羞辱也可以采用更加激烈的方式。1036年前后，国王亨利一世把原属于圣梅达德修道院（Saint-Medard of Soissons）的一块地产强行转让给洛林公爵戈泽隆（Gozelon of Lorraine），修道院修士们在绝望之余，决定羞辱他们的庇护圣徒。他们把圣徒的圣物从圣坛上搬到了地上，用木棍对其进行象征性的殴打，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圣物一直处于被羞辱的境地，一切圣事都停止了。一年过后，公爵仍固执己见。最后，公爵在参加圣玛丽-瑟瓦特修道院（Saints Marie and Servat）的一个圣事活动时睡着了，他在梦中见到了圣梅达德修道院的庇护圣徒教皇大格列哥里、塞巴斯蒂安、梅达德和基尔达德等正在讨论对不正义地占取教会财产的人采取何种制裁措施。根据格列哥里的命令，塞巴斯蒂安取出了一根木棍开始击打公爵的头部。公爵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嘴巴和耳朵里流着鲜血，于是他便改邪归正，把土地还给了修道院。（36）这些故事未必都是史实，但它们至少表明，圣徒与其信众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其中一方如果无法履行约定的义务，他所享有的权利也要相应地受到质疑乃至被搁置。与此同时，在信徒们看来，圣物就是其所代表的圣徒本身，它们在圣徒死后继续存在于人的生活中，并发挥着与活人一样的作用。
    三、作为基督教英雄的圣徒
    古代英雄的基本特质，就是他的那种半神半人的身份。希腊罗马的英雄人物，均在不同程度上拥有神的血统。例如，克里特国王弥诺斯是天神宙斯的儿子；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主将阿卡琉斯，是海洋女神色提斯之子；雅典英雄提修斯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传说中的罗马创建者埃涅阿斯，则是爱和美之神阿弗洛狄特的儿子；等等。英雄们的神圣血统，使得他们具有某种神的秉性和权能，他们至少更加接近神，因而容易得到神助。据赫西俄德说，克里特国王弥诺斯曾朝大海扔下一枚戒指，并要求提修斯从大海里找回它；提修斯在海神波塞冬的帮助下，成功地找回戒指，据此证明自己的确是波塞冬的儿子。（37）有些英雄还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荷马告诉我们，阿卡琉斯在为自己的挚友帕特洛克罗斯举行火葬时，因没有风而无法点燃火，于是他便祈求风神赐给他西风和北风。风神在听到他的祷告后，立即命神差送来了两种风，遂使火葬礼得以如期进行。（38）然而，英雄毕竟不是真正的神，由于他们也具有人的一半血统，因而他们也具有人的种种弱点。人的最大弱点就是必须经历死亡，死亡遂成为一条横亘在英雄与众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幼里披底斯在《希波吕特斯》一剧中描述道：英雄希波吕特斯与丰产女神阿尔特弥斯曾经深深相爱，可是在前者死去之后，这位女神竟不敢正视他的尸体，她怕自己作为一位神，会被死亡的不洁所玷污。（39）
    早期基督教的圣徒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代的英雄，即他们既拥有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神异力量，又具有凡夫俗子所难免的种种弱点。一些圣徒甚至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充满着神奇的征兆。例如，维里波洛德的母亲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轮新月逐渐变成满月，最后进入她的嘴中，并被吞入肚子里，她梦醒后即怀上了维里波洛德。（40）在圣多明我（St Domingo de Guzman，约1170-1221年）出生之前，他的母亲也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肚子里所怀的孩子嘴中含有一把燃烧着的火炬。（41）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也有类似的传说。据说在圣烛节那一天（2月2日），教堂里的所有人都点燃了自己手里的蜡烛，突然间所有蜡烛都熄灭了，只有圣徒丹斯坦（Dunstan）的母亲的蜡烛还亮着。于是，所有人都借她蜡烛的火来重新点燃各自的蜡烛，这位母亲从此怀上了丹斯坦。（42）在这些例子中，月亮、火炬和蜡烛等均是光明的信物。借助这些征兆，故事的叙述者无非是要告诉我们：即将诞生的是一位能够在漫漫长夜中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伟大英雄。英雄人物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神迹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除了具有上述所举的治疗和驱鬼等权能之外，圣徒们还拥有其他种种神异本领，这些本领之出神入化，完全可以与当年的摩西或耶稣相媲美。例如，有一次，维里波洛德旅行到了一个严重缺乏淡水的地方，他遂跪下祷告，口念《以赛亚书》第48章第21节“使水从岩石中流出”句，一股清泉立即从他伙伴掘开的壕沟中涌了出来。另一次，维里波洛德来到一位朋友家里吃饭，宴席虽丰盛但缺乏酒。于是他开始祷告，口念有关基督在加纳婚宴上以水变酒的经文，顷刻间空酒瓶里装满了酒。（43）活跃于公元3世纪的著名基督教英雄克里斯托佛（Christopher）的经历更为神奇。异教国王千方百计想折磨他，企图使他改变信仰，但均以失败告终。他先被用烧红的铁具扣住脑袋，但铁具却像蜡一样融化掉了；然后他被绑在木桩上，40名骑士用箭射他，但射出的箭都从空中滑落，其中一支掉落到国王的眼中，国王反倒被刺瞎了。（44）从上述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摩西、但以理和基督等人物的影子。这说明许多圣徒的神迹，都是源自对圣经故事的模仿。有趣的是，圣徒也关心平民百姓的日常琐事。例如，有一名乡村妇女被狼叼走了一头猪，请求圣徒布拉塞（Blasé）帮忙。这位圣徒只祷告了片刻，那头失去的猪便重新回到了妇女身边。（45）又如，一名修女丢失了修道院的钥匙，女修道院长莱奥巴（Leoba）用祷告、读经和唱诗等方式，最终找回了钥匙。（46）此外，迫害时期的基督教英雄都具有某些早期英雄所特有的反叛性格，这些性格也常常与其神异能力联系在一起。据《黄金传奇》一书记载，美丽无比的意大利贵族姑娘克里斯蒂娜（Christine）被其父亲幽禁在一座城堡里，她由于拒绝向偶像献祭和坚持基督教信仰，受到了残酷的折磨。于是她口出狂言，大骂其父是撒旦的儿子和暴君。作为对其桀骜不驯行为的惩罚，她被绑着石头扔进大海，但很快就被天使救起。她接着被割去了舌头，但仍然能够说话。（47）这一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受尽宙斯折磨的普罗米修斯，他的反叛性格也是与其身上的神力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基督教的学说，由于耶稣以受难作为代价为人类赎了罪，死亡便不再是人类不可征服的敌人，如今死亡虽然在生理上仍继续存在，但它在信仰的领域里已经被彻底超越。圣徒的死是其进入永生的起点，因此，他们的神异能力在其死后不仅不会受到削弱，相反，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这一点也许是基督教圣徒与古代英雄之间的最大差异。希腊罗马的英雄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只维持于其在世期间，英雄一旦死去，其身上的神异能力便连同其尸体一起腐烂消散。而对于圣徒们来说，其死后的神异能力却正是连结死者世界与生者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纽带。除了上述所举的治疗和驱鬼神迹之外，其他类型的神迹也屡屡发生于圣物或圣墓上，所有这些神迹正是圣徒在死后继续对这个世界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凭据。据说，维里波洛德死后，由于他的躯体过于高大，为他准备的大理石棺材无法容纳他，人们正在发愁之际，棺材却自动变长变大，直到能够装上尸体为止。（48）圣徒罗伊（Loye）在死后下葬之前，已经被剃光了胡子和头发。可是后来在迁葬时，人们挖出他的尸体，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头上长出了头发、嘴边长出了胡子。（49）童贞女圣娅加莎（St. Agatha）安息于西西里岛的某个地方，据说此地火山经常喷发，殃及附近民众。人们只好取出娅加莎的圣骨，放置在火山口上的火焰之前，火焰立刻神奇地消失了。（50）其实，在早期基督徒看来，圣徒死后所出现的神迹，对于彰显圣徒的死后荣耀而言，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因而就更加弥足珍贵。据《黄金传奇》记载，有一名妇人犯了许多罪，她把这些罪均记录在一张单子上，其中一条是极大罪恶。她拿着单子去见巴西尔（stBasil，约329-379年），要求这位“上帝之人”为她向上帝请求赦罪。于是巴西尔为她祷告，事毕，妇人打开单子，看到自己的其他罪行都被涂掉了，唯独那条大罪没有删除。妇人要求他再次为其求赦，巴西尔表示无能为力。不久后，巴西尔去世，这位妇人在为他哭丧时，不小心把罪单掉落在棺材上，她捡起来打开一看，她的大罪已经被删除了。（51）我们尽可以对该故事的真实性提出高度质疑，可是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真伪本身。因为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圣徒在世时只能赦免一些小罪，而一旦死去，便与上帝分享了神性，因而便能够赦免大罪。
    虽然圣徒在生前死后均有非凡和神异的表现，但这些权能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圣徒既然来自凡人，他便与古代的英雄一样，也具有人所共有的弱点，例如圣徒有时候会受魔鬼的欺骗。据《黄金传奇》载，在爱德华统治时期，英格兰圣徒阿尔法齐（Alphage）被丹麦异教徒逮捕入狱，在狱中有魔鬼化装成天使引诱他走出监狱，他被带到一个找不到出路的泥潭里。假天使突然消失，他困守于泥潭，只好吁请上帝。上帝立即派天使引导他回到监狱，天使告诉他，上帝命令他必须为信仰而殉道。（52）圣徒身上的弱点，还常常体现在其荒诞的前半生，以便与其圣洁的后半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圣方济各（St Francesco Bernardone，约1181-1226年）年轻时是一名唯利是图的商人，过着骄奢的生活，后来是上帝降临在他身上的一场大病纠正了他，把他改造成了一名新人。（53）公元2世纪，埃及赫利奥坡里城的高级妓女优多克西娅（Eudoxia），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有一夜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天堂和地狱的情景，于是幡然悔悟，受洗入教，并随同30名修士一起进入沙漠修道。她先前的一名姘头追到沙漠来找她，力劝她返回城里，受到毅然断绝，最后死于图拉真的迫害，成为一名女圣徒。（54）活跃于5世纪中叶的埃及人玛丽曾是一名妓女，生性好逸恶劳，夸饰虚荣。有一天，她欲进入教堂受阻，从此洗心革面，遁入沙漠修道达47年之久。死后部分遗骸被带到欧洲，存放于圣彼得大教堂内，据说极为灵验。（55）9世纪时的舍博恩主教阿瑟尔（Asser）记载了一个发生于英格兰的故事：伊德伯加（Eadburga）是麦尔西亚王国的一名公主，与西撒克逊国王贝尔提克（Beorhtic）结婚，婚后她开始以其专横和邪恶在宫廷中制造是非，受到普遍憎恨。她捏造罪名迫害贵族和教士，并误杀了自己的丈夫。最后这个邪恶的女人后悔不迭，在法兰克人的修道院里度过了悔罪的余生。（56）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圣徒在世时犯普通人所常犯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他（她）最终朝着成圣的道路迈进，其先前的过错和蠢行就可以一笔勾销。这种传统显然与福音书中“浪子回头”的寓言是相适应的。
    四、作为世人道德楷模的圣徒
    众所周知，古代希腊人的道德标准与共和时期的罗马人相类似。根据厄尔先生的研究，标准的罗马道德实际上是一种纯世俗的政治道德。在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看来，个人的德行和家庭的利益必须与国家的荣誉取得一致，真正的美德只存在于为国家服务的一系列伟大行为当中，人生成功的标志是“职务、声望、美德、荣誉和与生俱有的天才”。如果个人的行为没能导致公共的成就，那么这种行为就不是善行而只是恶行；拒绝在公共生活当中担任角色的公民，不仅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且使自己的家族（包括已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遭受亵渎。总而言之，真正的罗马人应该具有这样的抱负：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好的雄辩家、最勇敢的将军，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好公共事务，同时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元老，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57）
    然而，这种曾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罗马道德，却被后来的基督教圣徒完全颠覆了。与希腊罗马人相反，最初的基督徒把拒绝与异教政府的合作看做最大的美德之一。在罗马帝国时期，兵役与赋税一起成为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基督教运动作为披着宗教外衣的人民抗议活动，最初常常是以拒绝服兵役开始的。例如，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有一名叫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的青年拒绝服兵役，屡经劝告无效，最终被处以死刑，死后被追认为圣徒。（58）另有一名叫马尔切鲁斯（Marcellus）的军人已经被提升为百人队队长，可是当整个军团被命令欢度异教节日时，他拒绝服从，公开宣布不再为皇帝服役，终被处死。（59）著名主教马丁曾经是一名军人，当皇帝朱利安命令军团前往高卢去执行一次战斗任务时，马丁决定退出，他对皇帝说：“我一直是你的战士，现在我要成为基督的战士……既然如此，我便不被允许为你去战斗。”（60）基督徒之所以拒绝服兵役，不仅是因为帝国军队中充斥着异教的崇拜和迷信，也不仅是因为战士们正在为一位异教皇帝和一个异教政府去战斗；更为内在的原因是，最初的基督徒认为军事生涯自身与基督有关“爱”的教导格格不入。既然耶稣把爱的对象由邻人扩展到敌人，用杀戮和暴力来对付自己的同类显然有违以德报怨的基督精神。
    早期基督徒拒绝与异教政府合作的另一种形式是走出都市，到荒山野岭或沙漠地带去修道。最初的修道运动，实际上是对政府当局的一种抗议和不合作运动。到了4世纪末以后，随着基督教官方化局面的形成，等级森严的教会体制也逐步确立起来，修道运动遂由对异教政府的抗议转变为对体制化教会的抗议。尽管教会当局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致力于把民间自发的修道运动纳入教会的管理轨道上来，而且这一努力最终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某些出类拔萃的基督徒，仍然把远离世俗世界、过上离群索居的苦修生活当做一生中最为高尚的宗教实践之一。这种宗教追求对于世俗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的圣徒传记作者总要把圣徒品德与苦修生活联系起来。苦修生活的原始模式是由隐修士安东尼塑造出来的。据说，他在沙漠修道时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夜；吃的极其简单，有时每天吃一餐，有时每隔两天一餐、甚或4天一餐，唯一的食物是面包和盐，唯一的饮料是淡水；他有时睡在一张灯芯草席上面，不过有一半时间睡在赤裸的地板上。（61）圣马丁在成为主教之前也曾是一名苦修者，他只身居住在一个孤岛上，以草根为食，差一点中毒而死。（62）圣杰马奴斯只吃自己辗磨的大麦面包，从来不吃小麦面包，也从来不沾酒、醋、油、豆、盐等物；终年只穿一件内衣和一件外袍，直到破烂不堪。（63）13世纪的女圣徒马格丽特（Margarel of Cortona）在加入方济各修会之后，更是用极端的方式进行自我摧残，为了彻底告别自己耻辱的前半生，她常常用刀子截刺自己的身体，甚至企图割破自己的鼻子和嘴唇。（64）虽然这些极端的禁欲主义行为在新约的正典当中找不到任何理论依据，但早期的禁戒派异端则的确以持守极端化的苦修生活为特色。古代和中世纪的修道运动，很可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接受了这些异端思想的影响。整体而言，西欧中世纪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条件相对恶劣的社会，饥饿、灾难乃至死亡总是与人民大众形影不离。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确非常需要那些能够忍饥挨饿和经受住各色各样生活磨难的模范人物，以便得以在惊涛骇浪的社会现实中找到某种生活的坐标。这也许是圣徒们极端的苦修行为为整个社会所崇尚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