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随军驻扎
    随大军南下而留居江南是导致江南地区拥有蒙古、色目寓居人口的又一重要因素。
    当元军最后在厓山灭掉南宋政权后， 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维持原南宋广大统治区的稳定。江南地区尤其是杭州、建康、镇江等地原来就是南宋的统治重心所在，所以元朝对该地区的统治除了实行通常的行政管理外，还需要用军队作为统治的倚仗。再者，江南又是全国的经济枢纽，北方大都“百司庶务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7]重戍成了情理之中的事，当然，鉴于江南地区人口组成单一， 元政府对此地实行的是以汉军为主的镇戍原则，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元制汉军中万户府、千户所皆置达鲁花赤一职，其职主要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还有少量由蒙古人及色目人组成的单一军队，江南地区因随军而寓居的军人主要指这两部分而言。元代基本体制是“诸省长官二员，给金虎符典军”[8]，以下设都镇抚司。“专一提调军马， 镇遏地面。”[9]都镇抚司的长官由枢密院直接任命。 在军队万户以下设镇抚，千户以下设弹压，百官之下设军司，两者都直属都镇抚司。元制还进一步规定：自镇抚到军司各级都必须有两人担任同一职务，一位以蒙古人充任，一位以汉人充任；而且从弹压以上，千户以下都按迁转法三年一考[10]（P126）。如此，在江南地区做过军官的蒙古、色目人为数也一定不少。随着他们在汉地驻扎的时间推移及和汉族人民的交往，他们中不少人也留居江南。在这类人中，钦察人完者都拔都一家定居高邮的事例具有代表性。完者都拔都“以材武从军”，因在平定江南的战斗中足智多谋，而被元政府赐予虎符，授高邮路达鲁花赤，以后又历任高邮万户府达鲁花赤，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兼管本万户军，官职最高时曾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完者都拔都在官任上去世，子孙将他归葬高邮城西，长子帖木秃思世袭高邮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以后高邮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一职，又传至他的长孙。他还有其他儿子，即插都为常州路无锡州达鲁花赤，别里怯为湖州路长兴州达鲁花赤，彻里不花为高邮打捕屯田达鲁花赤[11]。可见，他们一家人的主要活动都在江浙地区，可以推测他们一家因为军职而留居当地。一般军人的情况史书虽不多见，那只是因为他们人微言轻，往往被记载所忽略。
    除了蒙古、色目军官定居江南外，还有些由单一的民族组成的军队驻扎在江淮一带， 作为汉军的补充以备随时调遣， 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二月， 元政府就曾“调淮探马赤军及汉军二千人于脱欢太子附近扬州屯驻”[12]。大德八年（1304年）又调“自乃颜来者蒙古军三百人守定海”。[12]还有庐州万户府更是“一军皆夏人（唐兀人）”[13]，元末，因农民起义军攻陷安庆而率领一家人自杀的进士余阙就是庐州唐兀军人的后代。另据陈高华先生研究，元代的庆元路也有哈刺鲁人组成的军队，元代著名诗人迺贤就是哈刺鲁军人的子孙[14]。正是许多军人久戍一地，进而以戍地为定居点，形成了军人移居人口。因此，随军而迁的军人在江南蒙古、色目寓居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
    三、经济动因
    因逐利而外出迁居是自古以来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元代统一以后，东西交通畅通无阻，领土辽阔，为各民族人民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广阔天地，尤其是商业活动呈现出愈加繁荣的局面，也表现出多渠道，多民族的特点。
    整个元代，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途径主要分南路和北路，北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在元代依然兴盛不衰；而南路则是唐宋之际繁荣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着两条路线，阿拉伯、中亚各国及西域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定居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到处留下了他们的生活踪迹。
    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宋代已经相当繁荣。北宋初年，政府就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正是在大规模的贸易互市基础上，阿拉伯商人源源不断地进入东西沿海各港埠和华人杂居。当时，广州、泉州都有蕃坊的存在，是阿拉伯商人的主要集中地，但是直至南宋之际，阿拉伯商人的主体都还是行商。元代，海外贸易又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迅速致富，受到财富的强烈吸引，阿拉伯商人中的很多都卜居东南沿海，泉州港的发展，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色目人蒲寿庚父子的相继经营下，泉州更加发达，吸引了大批来自阿拉伯等各国的商人，史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15]这些商人中就有人侨居当地，如沙律忽丁就曾购得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头塘花园、山地、房屋等，至他的儿子麻合抹时又将家产卖给了另一个回回商人阿老丁[16]，证明了穆斯林商人在江南定居的事实。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泉州石刻也以元代居多，更加证实了海路穆斯林定居江南之事。特别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中国大致是从泉州上岸、去广州，再去建昌（江山）、鄱阳、杭州、大都、然后从泉州返回，沿途都受到穆斯林的友好招待，再次反映了海路来的穆斯林存在的范围之大。
    在海路贸易兴盛，人口不断南来的同时，当时许多商人也取道陆路从西域、中亚前来。由于色目人在元代拥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可以利用自己和蒙古王廷的关系在经济上取得优势，获利颇丰，故许有壬精辟地指出：“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17]江南为天下至富，免不了集中西域富商，只是因为各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对少数民族的事迹记载不完全，所以不能精确描述，但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江南地区回回商人之多的事实。泰定帝时，回回人倒刺沙因拥戴泰定帝而位居丞相，一时间西域人纷纷党附于他，回回商人也在这种政治势力的保护下大获其利。两都之战后，元文宗即位，杀倒刺沙，下令清查其党羽，此风波及普通的西域回商。江南常熟就有汉人乘机向官府诬告：“回回百余人匿海渚，杀猪会饮，谋为乱。”幸好地方官本人熟知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认为其中有诈，他说：“回回不食猪，今言杀猪，诈可知也。”经查证，确实是因为诬告者本人曾经向回回人借贷，因无力偿还而企图借机陷害债主[18]。由此可见，常熟一地应有不少回回商人留居。常熟在当时还只是富庶的小城镇，那么商业中心及大都市应该更吸引更多的色目商人。杭州是南方最大的都会，就生活着为数不少的色目商人，城内有专门的地区为色目人聚集之处。例如“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皆为殷富回回所居”[19]，而著名色目诗人丁鹤年就是商人后代。不言而喻，因逐利外迁的色目商人并不都是成功者，更多的人从事的是活跃而又艰苦的民间贸易，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桥梁。有名的《老胡卖药歌》就向人们描绘了以卖药为生的西域老胡商形象：“西域胡商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药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白天，他“朝来街北暮街东”，晚上还要“箧里青蚨夜还数。”通过辛勤劳动赢得了乡人的信赖，以换取“全家妻儿得安居”。[20]这类人于史书往往湮没无闻，其实在定居江南的色目商人中，他们肯定所占比例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