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其他类型
    还有其他几种类型使蒙古、色目人口移徙入居江南。
    其一就是获罪流徙江南。元代刑法规定“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北”，因此就有蒙古、色目人因罪而被流放江南，使这部分人口移居江南。其中最大的一次应属世祖平定乃颜叛乱后进行的移徙活动。庆元定海县就是乃颜部人的主要定聚区之一，直至延祐年间，倚纳脱脱公为浙相时，乃颜族人还在以水土不服屡屡上诉，企图迁转他处，遭到政府的拒绝[21]。
    其二就是求学江南。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集中了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有志于学，便来江南求学，其中不乏有蒙古、色目人。比如色目人丁八苑，又名哈八石，取其父名姓丁，有志于儒学，在江南求学，逝世后归葬杭州。他的儿子受他影响，学习儒学。登元统年进士第[22]。像这样因求学来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并非一个、两个，随着元统一及统治巩固，这种现象愈加多见，当然是得益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其三就是因为传播宗教而移居江南。元朝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各种宗教自由传播，而宗教的发展给非汉族人口移居江南也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元代以前，江南从未出现过复杂的宗教传播局面。而元代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都在江南地区有活动，得缘于这些宗教活动，一些非汉族宗教人士迁徙至江南。如基督教中的分支聂思脱里亚教（景教）于辽金时期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已得到了广泛传播。蒙古族人口中有许多人笃信此教，元统一后，此教又传入江南。据《至顺镇江志·僧寺》记载：撒马尔干的景教徒马薛里吉思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担任了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他先后在镇江建造了六所景教堂，在杭州还建了一所。显然，镇江一带地区聂思脱里亚教的传播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杭州也有十字寺，入明以后改成了“三太傅祠”[23]。此间罗马教皇还委派过使节前来中国传教，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堪称一件大事。解放后扬州地区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拉丁文的天主教标记，证明当地确有过天主教士的活动。还有泉州、温州地区也存在传教士们的活动，尤其是泉州，从14世纪起由杰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先后担任泉州主教之职[24]（P271）。因为这些宗教的信徒基本上都是蒙古、色目人，教堂的设立往往就昭示着他们的存在，而教皇委派的神职人员又远离故土，往往在中国度过一生，例如安德鲁主教就死于1326年，他的墓已经在泉州发现。因此，宗教的自由传播也给江南带来了定居的非汉族人口。
    诚然，上述几种类型的移居者绝对数量肯定不多，但形式奇特，所以值得一记。
    五、历史影响
    综上所述，元代平定江南以后吸引了蒙古、色目各民族迁徙，从而形成了与汉民族一起纷然杂处的格局。这种迁徙一直延续了整个元代，各民族和汉族一起共同演出了宏伟壮丽，多彩多姿的历史长剧，他们共同创造的文化也早已汇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流。
    首先，入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中涌现了很多热衷汉学的人士。对此，陈垣先生的分析极为精当：“西域人之读书，大抵在入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皆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惟有读书人仕之一途而已。”[25]对于蒙古人也是一样，因为，随着元朝的建立和巩固，武功已不能作为人仕的必备条件、普通的蒙古、色目人又没有所谓的大根脚，而世袭高官，只有依赖于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再者科举制度恢复后，蒙古、色目人受到特别优待，更加激励蒙古、色目人学习儒学参加科举。马祖常有记说：“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有待于有司，于时可谓盛矣。”[26]在这种形势之下，蒙古、色目子弟中，出现了许多积极学习汉文化的人士，如至元年间的江东宣慰使蒙古人珊竹氏拔不忽，原来在大都就曾师从汉人李康伯学习儒学，晚年，他定居于真扬间，更加致力于学习儒家经典，达到了“朝夕闻其诵说，遂致知义理之学”的地步。珊竹氏始祖和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同源，因此是蒙古贵族的典型代表，但是在江南地区也受汉文化浸润，自己学习汉文化，还延请名师教育子弟，以诗书礼义维系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元代孔、颜、孟三族的教授张k23k405.jpg，临川大儒吴澄都做过他家的私塾教授[27]。元初镇守明州、越州的脱帖穆耳，是成吉思汗时期的四杰之一赤老温的四世孙，他也是在“讲阅之暇日与贤士大夫游，清言雅论k23k406.jpgk23k406.jpg不休”。甚至，“每遇风日清美，辄缓辔郊外，徜徉竟日；或幅巾黎杖，命家童自随，散步闾巷间。”完全是一个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形象，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子弟都从名师学习汉文化，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获胜，其中三子月鲁不花最有名，是元统元年的进士，擅长诗词格律，四子笃列图在至正25年也中了进士[4]。 祖先居北庭的家铉翁是脱脱太师宁国公的裔孙，“幼颖悟，自命不凡，脱去纨绔习，修孔氏之业，读文公之书，应江浙进士举及第”[28]。随着蒙古、色目人在江南居住日久，越来越多的蒙古、色目子弟学习汉文化。
    了解并熟悉汉文化的不少蒙古、色目官员在江南任职期间还能够以儒家的政治标准要求自己，在为政期间致力于当地的各项建设，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在诸多的政绩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兴学兴教，懂得用兴学来变革民俗。如至元年间畏兀儿人八资刺监临昆山州，“昆山州先有怜人睥睨学宫，屏斥诸生，且立石以灭其迹。八资刺下车慨然兴学，复自任，茸修庙宇，建采芹亭，绘髹漆，焕然一新”[29]。淳安的石峡书院是南宋大儒方逢辰的讲学之处，至大二年，淳安县达鲁花赤爱祖丁将书院扩大，以“平江田二百一十亩为赡，远莫时致，爱祖丁复率田九十二亩，立养贤仓贮，以膳来学之士”。[30]这类仕宦在地方倡学兴学的事例在有元一代一直是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