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追求修辞的历史写作传统相比较，伊西多礼明确放弃了“修辞”这一区分标准，而仅仅保留了“时间性”标准。不仅如此，抛弃“修辞性”标准，也意味着告别古典的史学体裁区分模式；以“时间性”作为标准，不仅使得年鉴取代史志，成为历史写作的基本元素；而且意味着历史写作的计时功能与叙事功能并重，甚至在一定的场合压倒叙事功能。将史学体裁区分为“当代史”性质的“史志”，和“古代史”性质的“年代记”，还意味着历史写作诸文体之间形式上的差异淡化，其差异主要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时间范围，而不在于内容的简和繁。而编年史可以同时结合史志和年代记两种体裁，产生贯通古代史和当代史的“通史”，如果给予这一理解，“李维、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年代记和史志来编史。”则并非那么混乱，其实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为“用古代史和当代史来编史”，文从字顺。正是基于对时间属性的强调，使得伊西多礼沿袭传统，承认史志与编年史之别，但又沟通二者，淡化它们之间的区别。那么，伊西多礼为什么要强调历史写作的时间色彩呢？联系到伊西多礼在《辞源》中将编年史纳入到计时词汇，恰恰提醒了我们去考察古代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史学作品计时功能的强化。
    三、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
    编年史是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流行的史书体裁。从最初的苏美尔王表，到王朝编年史，神庙编年史，名年编年史（Eponym chronicles），同观编年史（Synopsis Chronicles），等等，极其丰富。公元3世纪末在充分吸纳古代编年史写作营养的同时，突出自身特色，基督教编年史给编年体带来了新元素，推动了史学撰述的巨大更新。尤其是在大规模地简化其记事功能的同时，突出了它的计时功能，甚至可以说，早期的基督教编年史以计时为其主要功能。
    基督教编年史源自于宗教争论，即证明基督教是最为古老的宗教。（22）现存最早的进行具体历史论证的例子，来自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的提奥费卢（Theophilus of Antioch，约2世纪中期），他在作品中详细讨论了世界的时间问题。“我先从《谱系》开始，即从第一人（亚当）叙述。”（Theophil.， Three Books Ⅲ 23）（23）其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约150-215），朱利亚·阿非利加（Julius Africanus，约160-240），希波利图（Hippolytus of Rome，约170-235）等人都有具体尝试，而最为知名的作者则是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ia，约263-339）。尽管围绕尤西比乌《编年史》的原创性，学术界存在着争议。（24）但是，其深远影响，却是史家所公认的。（25）
    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卷交代各国古代编年史，并与《圣经》的论述进行比较。第二卷是表格，从亚伯拉罕出生（亚述王尼努斯统治第42年）开始，逐年编排，直到当下。遇到重要的王国兴起，就增加一栏，王国消失，该栏随之消失。前后包括19个王国或城邦。（26）为了方便统计，避免给读者带来混乱，每10年一计算。“为避免数目的漫长次序带来混乱，我们将所有年数每10年一计，依次集中各族历史数据，互相比对，以便轻松展现，在希腊人的或者蛮族的某个年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列王、和祭司都是谁。以及那些所谓诸神，建城的英雄们，名哲学家、名诗人、王侯，和著作等身的作家们。凡是古人认为值得记忆的任何内容，我们都简要而集中地让它们各安其位。”（Eus.，Chron. praef.）（27）
    表格中的年代列在两旁，一以贯之的年代是亚伯拉罕纪年，即亚伯拉罕出生以来多少年，列在最左边。自亚伯拉罕第1241年开始，兼用奥林匹亚纪年法，直到叙事结束。（28）此外还使用了多种纪年法，对应于纳入编排的诸王国历史。文字在表格的中间，起初文字较少；自罗马执政官时代开始，即第67届奥林匹亚之第3年，亚伯拉罕第1507年，史事逐渐增加，几乎每年都会有记录。也越来越以罗马史事为主。至第212届奥林匹亚之第2年，即亚伯拉罕第2086年（公元70年），犹太王国结束，就只剩下罗马一栏，完全是罗马史事了。表格逐年为行，最多时列有9栏，同时记录九个地区的史事。这种紧密的空间，虽然可以将并存的诸国史事一览无余，但是也限制了叙事的规模，最为恰当地体现了《编年史》的主要功能是计时、纪年，而以纪事为辅。
    尤西比乌决定从亚伯拉罕开始叙述，从而采用亚伯拉罕纪年法，并非仅仅出于计算精确的考虑，而是带有比较的意图，以基督教史为核心，整合世界历史。一方面，亚伯拉罕之时，信教或者上帝之约才真正开始，世界历史才真正迈向得救的历程。另一方面，异教徒有历史可以言说，也是从此开始。“其时几乎没什么希腊语、也没有蛮语，一般而言，没有异教的历史。这部小书梳理从亚伯拉罕和尼努斯以下直到当代的时代，因为可以自一开始就提供希伯来的亚伯拉罕，亚述的尼努斯和萨穆-拉马特（Semiramim）（的史事）。”（Eusebius et Jerome，Chron. Vol. II，praef.）（29）但是，他这样做，还因为所预期的读者是熟悉希腊史学的读者。他说：“以便轻松地展现，在希腊人的或者蛮族的某个年代，希伯来人的先知、列王和祭司都是谁。”实际上是将基督教史的年代换算为俗史的年代，以与之对应。由此导致他提出了与前辈们（尤其是阿非利加）不同的年代计算。阿非利加更关注年数的隐喻含义，神学考虑压倒年代学考证。
    尤西比乌以亚伯拉罕纪年，确立基督教在世界历史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也尽量让教会史的时间与异教徒（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历史相对应，甚至实际上在以异教徒的历史为坐标，来换算教会史的编年。从而不仅使得自己的这部世界历史年表符合基督教徒读者的口味，也面向异教徒读者，或者具有古典史学素养的基督徒读者。虽然近年来学者们质疑尤西比乌与君士坦丁皇帝的密切关系，（30）但是，尤西比乌通过《编年史》，充分糅合异教徒历史资料，以基督教史为中心，折中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整理出普世的编年系统，及时地反映了君士坦丁皇帝在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之后的文化需要。同时兼顾到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两类读者，或许就是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很快在罗马帝国流行开来的主要原因。
    在尤西比乌的编年史之后，《354年编年史》很有名。这部书是个大杂烩，包括献词，罗马帝国四大都的城市女神像，当朝皇帝生日，七大行星图，黄道标记图，月份图，二帝图，罗马的公共节日，复活节周期表，罗马城市长官铭刻，罗马主教表，罗马教会节日，部分手稿中还包括希波利图的《谱系》，罗马城区说明，世界编年史和罗马城市编年史。有些类似于首都市民知识手册。其中的世界编年史“汇编了自创世到今天的所有时代和年岁。”（Lib.，Gen. IIa 334,1）（31）从创世讲起，以人类的谱系、四大帝国的更迭和基督教的发展为线索，按照《旧约》的次序，列举史事，在关键性事件，往往标注“世界（亚当）以来多少年”。虽然过于简洁，也过于依赖于《圣经》，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这份杂烩异教与基督教成分的手册，与尤西比乌的《编年史》一道反映了时人对基督教世界历史的关注，尤其是对各种年表和历表的阅读热情。
    此后数百年间，续写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的作者众多。绝大多数续编者放弃了表格的表现形式，而采取叙述形式。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早期作品，是普洛斯佩鲁（Prosper of Aquitaine，约390-455年）的《编年史》（最晚的版本叙事至455年）。它从世界开创讲起，从亚伯拉罕出生开始，完全依赖于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因此他的作品又被称为《编年史摘录》（Epitoma）。从379年起则为他自己所编写，410年之后，叙述内容相对较多，直到455年。如果说尤西比乌奠定了基督教编年史的纪年框架的话，那么普洛斯佩鲁的《编年史》则提供了完整的叙事性世界编年史。虽然将表格改为叙事，行文不再为表格空间所限，可以依据作者需要，适当增加其叙事的内容。但是普洛斯佩鲁保留和发展了基督教会的历史内容，大大删节了其他古代王国的历史，使得囊括世界主要古代王国历史的“全史”色彩淡化，从而强化了“基督教史”的色彩，使得基督教编年史从“全史”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世界史”。
    但是最大的变化发生于纪年法领域。由表格而改为叙事，使得原本在各个空格中平行并列叙事，变为在一个空间序列中依次讲说，于是乎用何种纪年法为纲的问题重新变得突出起来。总的说来，尤西比乌的亚伯拉罕纪年法，和罗马世界流行的罗马执政官纪年法（《执政官年表》[Chronica Consularia]所代表（32））分别是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纪年核心，也是罗马帝国晚期使用最为频繁的纪年法。这套体系的存在，使得采用其他体系变得容易起来，因为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个换算问题，即将新纪年法的起始之年在亚伯拉罕纪年与罗马执政官纪年体系中加以定位，然后将其他年份系统地换算为新纪年法即可。因此，由表格而叙事的变化，在为新纪年法的诞生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为其准备了知识前提，新纪年法中尤以各种基督教纪年法最为繁多，大体有以下几种：
    普洛斯佩鲁所用的新式纪年法主要是耶稣受难（Passio）纪年法。在耶稣受难之后，他同时采用执政官纪年和耶稣受难纪年法。“从我主耶稣基督受难开始的历史标明执政官名年。”（Prosperi Tironis，Epitoma Chronicon 390）（33）一直到受难第428年，即公元455年，罗马贵族埃提乌（Aetius）被杀，瓦伦提尼（Valentinian）皇帝也随之去世。“受难第428年，瓦伦提尼第八次和安提米翁第一次任执政官，埃提乌死后，不久瓦伦提尼去世……”（Prosperi Tironis，Epitoma Chronicon 1375）（34）
    6世纪初元老卡西奥多路的《编年史》运用了“复活节纪年法”（Anno Paschalis Christi）。自奥古斯都第13次任执政官和保罗任执政官那一年，即公元3年，他开始用复活节纪年取代罗马建城以来的纪年法（第754年）。（35）这一纪年法似乎预示着后来的“公元纪年法”的兴起。（36）
    源自于4世纪初帝国税收改革的小纪（Indictio）纪年法和帝制确立的帝元（aera）纪年法。小纪纪年法的最著名代表是6世纪初期在君士坦丁堡写作编年史的马尔塞里努（Marcellinus），他“（续接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用小纪和执政官纪年记录140年间东方帝国的史事，即自第7小纪，和奥索尼乌与奥利布里乌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也就是大提奥多西（Theodosius I）被立为皇帝的那一年，一直到曼努担任执政官，即第11小纪。”（Marcellinus，Comitis Chronicon praef.）（37）马里乌（Marius of Aventicensis）主教的编年史（至581年）也沿用这一纪年法。（38）
    从政治上来说，帝元纪年法是纪念奥古斯都·屋大维结束内战，战胜对手，统一罗马世界，创建罗马帝国。从历法方面，则源自于他的前任尤里乌斯·凯撒的历法改革，由太阴历改为太阳历，以1月1日为岁首。从现存历史文献来看，在西部地区西班牙比较流行这种纪年法。西班牙的帝国纪年法自公元前38年1月1日开始，（39）在伊达提乌（Hydatius）对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续写中开始使用，但是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抄录者所为，因此蒙森在编辑的时候，把它们都放在方括号中。（40）7世纪初，伊西多礼在写作《哥特史》的时候，系统使用了这种纪年方法。（41）书里面不仅出现了“帝元某某年”，也使用了“帝元前12年”，应该是个比较成熟的纪年体系了。如果说伊西多礼还只是在关键年份标注这一纪年方法，那么8世纪的续编者则几乎以这种纪年开始每段的论述。（42）
    大约在7世纪，从这些纪年法中发展出“世界纪年法”。“世界纪年法”源自于世界历史总年数计算，一般的基督教编年史往往会在讲述完划时代性历史事件之后，在行文之末，计算自亚当以来的总年数。尤西比乌和杰罗姆就在少量关键性年份，标注世界总年数。正是在这一使用习惯中，计算世界总年数的使用逐渐频繁化，最终演变为系统的纪年法，其位置也相应地从每段记叙之末尾，转移到段落之初。如《452年编年史·下部》。而最有代表性的使用者，仍是伊西多礼。在他创作的小《编年史》中，世界纪年法纪年还置于对应史事的后面，保留了原来的功能，即标注世界的总年数，但几乎每件事情后面都用世界纪年法加以标注。（43）在大《编年史》中，则更将世界纪年法放在重要历史事件的前面。稍晚，希腊文《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a Paschalis）在皇帝登基之年一般要标注世界纪年，如“戴克里先出任第33届罗马皇帝，统治20年，世界第5814年。”（44）它提供的世界纪年法随之成为正统的“拜占庭世界纪年法”。
    各地流行的世界纪年法都略有出入，如伊西多礼将戴克里先登基年数推算为“5502年”，比《复活节编年史》要早近300年。而《复活节编年史》的作者又将摩西安排于世界第3377年，反而要比伊西多礼所给出的年数“第3728年”要早400多年。约100年后，英吉利僧侣比德一反习惯做法，采用希伯来文本《旧约》提供的年数，将戴克里先登基系于世界第4258年。（45）尽管具体年数不同，但是，中古早期东西部基督教世界都接纳了世界纪年法在编年史创作中的正统地位。采用世界纪年法与基督教编年史计算世界历史总年数的功能相表里。诚如6世纪末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所间接表达的那样：“我并没有象《编年史》那样把年代总数计算出来，因为我未能确切地查出几任主教之间的职位空缺时间。”（Gregory of Tours，Libri Historiarum X 18）（46）
    基督教编年史起源于比较基督教史与异教王国历史的历史悠久性，并最终计算世界历史的时间总数，偏重于计时。为此逐渐发展出种类繁多的纪年方法。随着基督教编年史的大发展，史学撰述的计时功能备受重视，编年日益成为各种历史作品的基础。虽然记录当代史的史志与记录古代历史的编年史各有其时间属性，但是，随着通史性编年史的流行，不仅史志与编年史两种体裁经常融合于一部作品之中。而且，越来越多的史书贯穿古今，简化历史叙事，彰显计时属性，叙事色彩相对弱化，从形式上与编年史趋同，甚至出现了“史志”与“编年史”互称的现象。
    四、史志与编年史的互称
    依据拉丁文译者杰罗姆，尤西比乌所著编年史的名称为《正典编年全史》（Chronicorum Canonum omnimoda historia，见Jerome，Liber de Viris Illustribus 81）（47）而他在列举自己的作品时，称呼这部作品为《全史编年》（Chronicon omnimodae historiae，见Jerome，Liber de Viris Illustribus 135）。（48）这里，有两点值得提出。第一他用“全史”，与尤西比乌在序言中的交代相吻合，“值得记忆的任何内容”。第二，他称前者为“史志”，后者用“编年”，这大概是因为尤西比乌的作品第一卷是各古王国历史摘要，用“史志”似乎更为贴切，而杰罗姆只翻译和续写了第二卷，即“编年史表”，用“编年”作题较为适宜。但是，应该说，杰罗姆的这种使用方式，也显示“史志”与“编年”之间没有了古典时代的那种严格区分。
    通过追溯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被拉丁学者称引的情形，可以很好地说明，在古代晚期编年史与史志之间可以互相替代使用。例如阿奎丹的维克托（Victor of Aquitaine）于457年编订周期为532年的复活节表，他说：“因此翻检古人的可靠史志，自然是极其博学和富有教养的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的编年史和前言……由于这位可敬的尤西比乌开始其计算年代之史志（chronicorum historiam）。”（Victorii Aquitani，Cursus Paschalis 7）（49）此后，西班牙的伊达提乌说：“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用希腊文结束其计算年代之史志（chronografiae historia）……杰罗姆神父续写史志至瓦伦斯皇帝（Valens）第14年。”（Hydatii Lemici，Continuatio Chronicroum Hieronymianorum 3）（50）伊西多礼本人说：“我们的阿非利加首先用史志的简要笔法提供了列国和（《旧约》）谱系的简史。此后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和圣杰罗姆为列国编订了计算年代（即《编年史》）的多重史志（chronicorum canonum multiplicem historiam），为时代排序。此后还有其他作者。尤其是突尼斯主教维克多，通过续写上述史志，叙述了直到小查士丁出任执政官时候的事情。”（Isid.， Chronica Isidori Iunioris 1）（51）
    6世纪末由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完成的《历史十书》（俗称《法兰克人史》）是篇幅宏大的史志。除第一卷外，九卷篇幅讲述法兰克王国的历史，在第四卷之后，就是他所亲身经历的史事。在作品结尾处他强烈要求后人不要删节他的作品：“继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之后主管都尔教堂的上帝的主教们！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凭一切犯罪者感到可怕的审判日，若是你们不愿意狼狈不堪地从审判席前离开，去和魔鬼一同定罪，那我就请求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几卷书里挑选某些部分，略去其他部分，因而使它们遭到损害或被改写，而应该使它们在你们任职期间保持完整无缺，就象我亲自留下的一模一样。”（52）作者内心深处的巨大幽隐，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是担心，风气使然，他的史志会被压缩改编，成为摘录体作品。
    果然，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先见之明，反衬时代风气之强势。就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历史十书》就被人们缩编为两种，一种是删节了教会史内容，并缩编其法兰克王国政治史的内容，基于这一版本流传统绪，他的作品被称之为《法兰克人史》。而另一种则正好相反，删节其法兰克王国政治史的内容，并缩编其教会史的内容，形成了《法兰克教会史》的版本传统。（53）7世纪的编年史家弗里德加在其作品中，抄录的就是《法兰克人史》的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