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加将格雷戈里的这部作品称之为“编年史”。“以上帝之名，下面是第四卷的目录，这是从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编年史》中摘录的。”作者并不是偶然地如此称呼，在该书的其他地方，同样将格雷戈里的作品称为编年史，“权贵埃提乌斯（Aetius）被这位编年史家的纪事所赞颂。”甚至将格雷戈里称为“编年史家”：“有福的杰罗姆，伊达提乌和某位智者，或者是伊西多礼和格雷戈里的《编年史》从世界起源一直非常勤勉地讲述到贡特拉姆王的统治结束。”（Fredegar, Chron. V praef.）（54）
    但是，诚如伊西多礼所言，编年史与史志的互称，并不能从根本上摒弃二者之间的区别。在罗马帝国晚期和中古早期，相比于编年史的强势地位而言，作为独立的体裁，仍有不少史志体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小类：教会史和蛮族王国史。教会史记录教会的发展，记录教会发展过程中的好人好事。基本上属于当代史范畴，具有比较鲜明的修辞化色彩，篇幅相对浩繁。优西比乌本人就是这一体裁的开创者，而5世纪高卢大作家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约363-425年）的《编年史》（Chronicorum Libri）则是第一部通史类教会史，从亚当一直讲述到当代。（55）8世纪最著名的教会史当属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
    而蛮族王国史则围绕执政的王族，追溯其所代表的蛮族的起源、发展，和在罗马帝国境内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经历。最早的代表作是乔丹的《哥特史》，后期的代表作包括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也包括伊西多礼的《哥特王国史》。伊西多礼在该书的前言中交代：“在许多世纪中，他们有王国和国王，但是由于没有记录在编年史中，也就被忽略了。但因为罗马人攻击他们，他们展示了德行，因此在史志中有交代。这里有必要依次展示其时代和列王，以及其他在史志中记载的事迹。”（Isid.，De Origine Gothorum 2）（56）认为哥特人的历史在涉及古代史的编年史中没有，只有在涉及当代史的史志中有，因此，其《哥特史》就如同萨鲁斯特一样，是用史志的方式来写作的历史。
    尽管教会史和蛮族王国史采取了史志的体裁，但是，这些史志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往往都比当代史要宽泛得多。优西比乌的《教会史》从耶稣开始讲起，跨越近四个世纪，塞维鲁的教会史所涉及的时段前后跨越数千年，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则自罗马帝国开始，讲述到730年。蛮族王国史所讲述的时间段也很久远。因为他们要追溯蛮族的起源。都尔主教格雷戈里除了从罗马史家的转述中寻章摘句，拼凑法兰克人的早期历史，更在第一卷摘录了优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自亚当开始讲起。伊西多礼的《哥特史》，自哥特人的起源讲起。虽然作者认为哥特王国的历史总共为256年，即从369年至625年，这是他讲述的重点。但他追溯哥特人的渊源至公元前一世纪，距当时有600多年。
    在这种历史撰述背景之下，伊西多礼对史志与编年史的界定和区分就变得极其符合实际。从理论上讲，编年史与史志分别对应古代史和当代史，是不同的历史写作体裁；但是从实践上讲，编年史是通史，包括史志在内。而且由于史志与编年史的构成元素，都是编年，使得二者来源上同一，形式上变得大同小异。时限上的差别，因为体裁的灵活性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史志所涵盖的时间段，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另一方面，编年史也可以很短，在续接前贤的前提下，只写作当代部分。因此，编年史也可以被称为史志，史志反过来也可以被称为编年史。
    五、古典史学向中古基督教史学的过渡
    长期以来，罗马帝国晚期的古典史学史与基督教史学史分属于古典学和教父学，偏好古典史学的史学史家们往往偏好用古典史学的标准和好尚来评判后者，从而将古典史学向中古史学的过渡定性为倒退。（57）然而偏向于教父学的史学史家们，则偏向于强调基督教史学的独特性，认为这一过渡是革命性的。（58）其实，这一过渡，是在新的宗教指导之下，顺行罗马帝国晚期的史学新需求做出的调整。诚如伊西多礼对于史学体裁的总结，顺应时代发展，对古典史学有因有革。
    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顺应了罗马帝国晚期历史读者的阅读偏好，融入到罗马帝国编年史尚简的新趋势之中。前文曾经论及罗马共和国时期也具有深厚的编年史写作传统，在帝国初期，这种风气不改。由李维开创的崇尚修辞的罗马编年史，不断赢得续写者，尤以2世纪的塔西佗最为有名。4世纪希腊人阿米安还以修辞之笔续写塔西佗。但也就在此时，罗马帝国流行的编年史也在趋向于简要化，崇尚修辞的历史写作与尚简的帝国编年史同样流行。韦格提乌斯在其《兵法简述》中说过：“习惯于将良好技巧探究之结果笔之于书或者缩编成册献给皇帝。”（Veg.，Mil. praef.）（59）更多的作者采取简要之笔续写李维或者重写罗马史。前者如维克托（Sextus Aurelius Victor，约320-390年编写的《凯撒志》（De Caesaribus），完成于公元360年左右），“维克托之《简史》，从奥古斯都·渥大维起，即自提图斯·李维搁笔之处，直到君士坦丁皇帝第十次和朱利安凯撒第三次担任执政官。”（Victor, De Caesaribus，subtitle）（60）
    以特别精简的形式，重写建城以来史的新杰作，是尤托皮乌（Eutropius）的《简史》（Breviarium，叙事至378年）。他说：“在您（皇帝瓦伦斯）的命令下，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严格地以简洁的行文，收集自罗马建城到当代的重要政务和战事，添加帝王生平中的大事，以便通过阅读，因喜悦这些伟人的丰功伟绩，宽宏的您能够在治理中加以效仿。”（Eutr.，praef.）（61）此类通史重新尚简，一方面，与帝国扩张之后的新形势有关。罗马帝国在扩张中，也为自己树立了越来越难以对付的蛮族对手，尤其是四世纪之后，东方和北方诸蛮族虎视眈眈，帝国步入多事之秋，需要记载的史事与种族越来越多。如果在传统史学观念中，可以基本忽视蛮族的话，那么基督教兴起之后，要求历史叙述包括整个“人类”，需要包括“诸民族”的历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历史叙事的内容倍增，从而形成巨大的“内容压力”。
    另一方面，与读者的预期相关。帝国晚期，贵族文化军事化，贵族们逐渐从早期的“休闲（Otium）”文化转向不尚文辞。（62）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也多出生于行伍，大多戎马倥偬，没有时间来阅读大部头的作品。基督教兴起之后，基督徒读者更希望阅读简要的历史作品。卡西奥多鲁在指导修士们读书的时候说：“我将相关作品（即编年史）汇编一处，以免由于找寻多种图书，延迟对事物的认识。”（Cassiod.，Inst. I 17,2）（63）而史学家也热衷于尚简，甚至史志作者也不能免俗。写作第一部教会通史的塞维鲁反复强调简洁：“《圣经》中记录的世界开创以来的事情，我要简要地压缩；从迄今为止的各个时代中我要截取言说……从卷帙浩繁的圣书中摘取简要的叙述。”（Sever.，Epitoma I 1）（64）
    要记录的史事增加，而篇幅尚简。在私人修史的条件下，如何做到文省事增，古典史学修辞化的写作方式，实现起来越来越困难。尚简之风导致摘录体史书（Epitome）流行。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于是否应该将所有的简要性作品都纳入到摘录体的范畴，但是，都承认“自3世纪晚期至7世纪，摘录体的重要性似乎是毫无异议的。”（65）尚简之风，使得帝国编年史日益丧失其古典修辞色彩，按照时间顺序，简要记录史事。而且由于行文简洁，也使得作者计算罗马建城以来的总年数的色彩变得清晰而系统起来，纪事功能相对弱化，计时功能相对强化，与基督教编年史逐渐合流。
    在基督教编年史的影响下，基督教史学适应读者的预期，重视历史的时间属性，对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主要古王国的历史进行年代计算和换算，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纪年体系，最终分别于6世纪和7世纪形成了中古基督教世界纪年的基本体系：复活节纪年法和世界纪年法。以此为骨架，讲述“人类”的历史。编年逐渐成长为历史撰述的基本元素，史志和编年史的共同来源。通史性编年史贯通古今，综合史志与编年史，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体系。与此同时，史志体史书的当代史色彩也相对淡化，史志体史书的作者往往放宽作品的时间纬度，通过较为漫长的历史流变来表现其叙述对象成功的必然性，在“教会史”中包括教会的胜利、特定正统派教会的胜利，在蛮族王国史中则是蛮族王国的肇建及其成功的合法性。
    囿于文明与野蛮之文化观念，古典史学撰述往往缺乏蛮族应有的位置。而在以信仰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基督教史学话语体系中，“蛮族”不再主要是与罗马人对立的“野蛮人”，而是同属于上帝的“基督教兄弟”。蛮族王国被基督教史家成功地融入到基督教世界历史之中。不少基督教作家指出，《圣经·但以理书》中的世界历史预言，就曾隐喻过蛮族王国，即继“铁质地”的罗马帝国之后的“半泥半铁”。从这个角度而论，基督教史家为异教徒改宗基督教，为从罗马帝国转型为蛮族王国，从而为古代向中古的过渡进行了创造性的文化活动。
    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适应了罗马帝国晚期史学体裁的变化趋势，也用自身偏重计时功能的特色，改造了罗马史学。伊西多礼在《辞源》为“史”所作的界定，及时地反映了这一新趋势，成为引导我们理解这一史学变迁的良好向导。
    注释：
    ①如邓飞（Graeme Dunphy）所言：“从全新的方位对编年史感兴趣，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编年史领域的特征。我们可以第一次将编年史研究视为成形的交叉研究领域。”参见G. Dunphy,“Chronicle,”in G. Dunphy ed.，Encyclopedia of the Medieval Chronicle，Leiden： Brill,2010，p. x。
    ②传统观点强调三种体裁之区分，参见Reginald L. Poole，Chronicles and Annals. A Brief Outline of Their Origin and Growth，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pp. 1-2, 26-28, 48; Bernard Guenée, ‘Histoires, annales, chroniques : Essai sur les genres historiques au Moyen Age ’， in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Vol. 28, No. 4（1973）， pp. 997-1016.
    ③D. Dumville, “What is a Chronicle?” in E. Kooper ed., The Medieval Chronicle II, New York: Rodopi B. V., 2002, pp. 1-27.
    ④G. Dunphy, “Chronicle,” p. 282.
    ⑤D. Dumville, “What is a Chronicle?”p. 4-6.
    ⑥D. Dumville，“What is a Chronicle?”p.4.傅里尔（Bruce W Frie）也持类似观点，他说：“伊西多礼的说法明显混乱，句子和从句杂乱不整。”参见B. W Frier, 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31。
    ⑦古代晚期是古典学家偏爱的术语，而中古早期是中古史学家常用的词汇。后者指公元400-1000年。二者在时间上有交叉。对古代晚期的介绍，可参见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⑧转引自 Isidore of Seville, 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 trans, by Th. I. Knoebel, Mahwah: The Newman Press, 2008, pp. 5-7 。
    ⑨Stephen A. Barney et al. eds., 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 John Henderson, The Medieval World of Isidore of Sevill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
    ⑩W. M. Lindsay ed., 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11）G. L. Kayser ed., M. Tullii Ciceronis De Oratore ad Quintum Fratrem Libri Tres, Leipzig: Officina Bernhardi Tauchnitz, 1860, p. 70.也可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2页。
    （12）Roberto Nicolai, “The Place of History in the Ancient World,”in John Marincola ed., A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Historiography, Malden, MA&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7, pp. 13-26.
    （13）在他之前，都尔的主教格雷戈里也是使用阴性复数来称呼尤西比乌和杰罗姆的编年史：“关于以何种方式计算世界的年代，凯撒里亚的主教尤塞比乌斯和耶罗姆神父所著的《编年史》都作了明确的训示。”见都尔的主教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围淦译：《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不少古典拉丁语中的中性名词，会在中古拉丁语中变为阴性名词。Chronica属于这一类变化。
    （14）W. M. Lindsay ed.，Isido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1957.
    （15）中古基督教世界史往往包括六个时代，末日审判后对应第七个时代，此后有些学者还认为有八个时代。参见李隆国：《说公元（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6）Bruce W. Frier, 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pp.30-33.但是，他认为伊西多礼的引文不是来自于葛利乌，而是依据葛利乌的引用判定为M. Verrius Flaccus的《词汇意蕴》（De Significatu Verborum）。
    （17）Martin Hertz ed.，A. Gellii Noctium Atticarum Libri XX, Lipzig：Teubner,1886,pp.192-193.
    （18）C. L. Kayser ed.，M Tullii Ciceronis De Oratore ad Quintum Fratrem Libri Tres,pp.72-73.也可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第406页。
    （19）G. L. Kayser ed.，M. Tullii Ciceronis De Oratore ad Quintum Fratrem Libri Tres,也可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第402-403页。
    （20）这是西塞罗的说法，苏维托尼乌斯也提到过这一点（Suet.，Jul.56）。参见[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页。
    （21）H. E. Gould & J. L. Whiteley eds.，Titus Livius Book One, London：Macmillan,1964,p.1.可参见[古罗马]李维著，穆启乐等译：《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2）William Adler, “Early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in S. A. Harvey & D. G. Hun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584-602.“自创世至今，年月如何，以表明你读到的那些作家荒唐无稽，他们所说都是错误。”M. Dods trans., The Three Boooks of Theophilus of Antioch to Autolycus, in A. Roberts & J. Donaldson eds., 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 Vol. III, Edinburgh: T. and T. Clark, 1867, p. 121.
    （23）M. Dods trans., The Three Boooks of Theophilus of Antioch to Autolycus, in A. Roberts & J. Donaldson eds., 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 p.126.随后一节即为“亚当以来的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