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沙漠汗事件的警示与预示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他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6]在“外部交往”这一点上， 同一时期的北方各民族，大多处于同一游牧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生产形态阶段。所以，他们各居领地和睦相处也罢，或刀兵相见互相吞并、争地夺畜也罢，结果只能影响其地盘的盈缩和所领部众的多寡。在社会经济类型上，则难能产生质的变化。从历史上中国的南北经济关系来看，明显地构成了两大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块。即以蒙古高原为地域的游牧经济区和以黄河中、下游区域为主的农业经济区。这二者在劳动组织和生产方式上截然不同。最明显的一点在于“逐水草迁徙”是游牧业的必要方式，可频繁的迁移恰恰是农业趋于破败的重要现象。农业需要安定，要把生荒地辟为良田需要好几年或更长的时间。
    但从社会经济整体应具的良性结构来审视，纯游牧经济与纯农业经济又都不是完整的经济形态，而且二者在大自然面前都有其脆弱的一面。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的生产发展，客观上需要二者互补、互相联系，即需要“交流”。从民族角度讲，就是需要“外部的交往”。这正是北方民族与中原不断发生种种关系（包括战争方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解读整部北方民族关系史的一枚开启键。
    拓跋鲜卑在与外部交往方面，力微统治部众时期，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重要阶段。力微“凡飨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7]。 在这期间，发生了沙漠汗事件。事件直接反映了拓跋鲜卑统治阶层中的激烈争斗。斗争的焦点，在内是“继统”问题；在外部关系上，则是如何对待中原文化的问题。
    力微率部艰难征战、创业多年，终于得控弦士马二十万。迁于定襄盛乐后，他对北方游牧民族间的频繁劫掠性争斗有了深刻的反思。他对诸大人说：“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7] 于是主动与处于中原的曹魏和亲，并于公元261 年派长子沙漠汗到魏国“且观（其）风土”。沙漠汗到魏国后，“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从此拓跋鲜卑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遣金帛缯絮，岁以万计”。力微与邻国交往，也“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7]。可以说，这在拓跋鲜卑与外部交往方面， 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头。晋代魏后，这种关系仍保持了一个时期。
    沙漠汗回国后，他万万没有料到会丧命于本族守旧势力代表诸大人的手上。在欢迎他的宴会上，他看到飞鸟掠过，为显技和取悦于众大人，当场“援弹飞丸，（鸟）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由此，他的穿戴“同于南夏”也被议论纷纷，进而众大人敏感地联系到“继统”之大事。他们得出结论：若让异化了的沙漠汗继统，他会“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故而将沙漠汗害死了。
    沙漠汗被害后，力微又特别后悔。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沙漠汗事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继统”争斗事件。从力微派沙漠汗入曹魏、留晋的初衷及与中原这两个王朝十余年间的交往来看，它是力微晚年力图了解中原文化、调整拓跋鲜卑与邻国，特别是与中原国家关系的积极实践，但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它证实了差异性文化间，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它表明了部族、民族内的改革与进步，哪怕是一小步，也要遇到守旧势力最激烈的抵制；它更证实了一个部族、民族的“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是严格被其“内部交往和发展程度”所制约的。它警示世人，改革与发展，必须首先从内部关系调整开始。这一点在以后复国的拓跋珪时期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沙漠汗的死，给力微倾心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的实践划上了句号。但在拓跋鲜卑其后的颇具风采的历史步履中，它仅仅是尝试的开始。从这一点说，事件本身又有着一定的预示性。在群雄角逐的北方雄剧中，之所以会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而不是别的部族，这除了一般规律在起作用外，也不排除其间亦有该部族所独有的特性发挥着作用。
    其一是拓跋鲜卑进入游牧经济形态后，并不完全像匈奴等北方民族那样，安于逐水草四处游弋的生活。反而“异常”地常提及建都邑、筑城郭之类的要求。如：
    邻（第二推寅）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避，未足以建都邑。”[7]
    （什翼犍）昭成初，欲定都于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
    其二是入主中原之望亦时常被拓跋鲜卑最高首领提及。如：
    （平文帝）郁律二年，帝闻晋愍帝为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7]。
    什翼犍建国十四年，帝曰：“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