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引事都发生在拓跋珪复国之前。也就是说，在五胡十六国群雄角逐中，力尚不足以为左右大局的拓跋鲜卑政权的首领，竟常有匡世之志、入主中原之望。这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上述第一点“异常”，笔者认为是否与拓跋鲜卑由狩猎经济转为游牧经济，而游牧经济生活的时间尚未十分久稳有关。从居住要求看，狩猎为主的经济类型要求相对稳定的住地。正因为这样，才会有拓跋鲜卑的嘎仙洞之遗存被发现。也就是说，狩猎经济下相对稳定的居住方式，与农耕经济下的定居方式，二者在客观要求上相近。这一点上升到文化需求上，就构成了拓跋鲜卑比其他游牧民族，更主动趋近中原文化的社会历史宿因之一。
    对于第二点的“异常”，笔者认为与拓跋鲜卑邻在位时进行的“七分国人”，以本族兄弟取代各异姓酋长、首领的社会政治组织改革相关。这种以兄弟统领之，“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在方式和要求上更接近于中原王朝的宗法制与礼仪要求。这也使拓跋鲜卑各时期的首领，在心理上可构成自己与中原君主无大异，入主中原仅是个俟机之事的定势。也就是说，在政权组织方式上有雷同感，从而在文化意识上淡化了排斥色彩。
    以上两点分析若不完全是拟说，则本节所引述的沙漠汗事件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外部交往上，他们主动接触中原文化，这在拓跋鲜卑社会变迁中具有了必然性指向。
    四、拓跋珪复国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拓跋鲜卑南迁到塞外草原后，在群雄逐鹿中艰难成长为一方政治势力。其封王建国过程，依史书所载可简列为如下几步：
    1.西晋建兴三年（315年），愍帝司马业封拓跋猗卢为代王。
    2.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
    3.东晋太元元年（376年），代国为前秦所灭，符坚听从燕凤建议，将拓跋鲜卑“分诸为二”，由大人刘库仁、卫辰分统之。
    4.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拓跋珪趁前秦衰败之机， 恢复代国，称魏王，改国号为魏。
    自拓跋珪复国后，史书的记载趋详。以《魏书》观之，复国前的诸帝载记大多仅简单述列其传承，并收载于《序纪》一纪中；而其后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一帝分编一纪，记史事颇为详细了。虽然如此，由于旧史书多偏重于政治、军事事件的记述，所以，要谈及社会生产及其内部组织结构的演进、变化状况，尚须从漫漫文载中仔细搜寻和勾辑。
    从本文所议中心，即拓跋鲜卑发展历程中“决定性内在变化”这一议题角度，得益于前贤学者的启发[9]。笔者认为， 在拓跋珪复国初期，对如下三条史料需进一步研讨。（1 ）《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二月，（帝）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10]；（2）《魏书·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5]；（3）《北史·贺讷传》：讷从道武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11]。
    这三条史料所记，均为拓跋珪登国年间的事务。分析其内容，非同一般，称之为又一次重大变革，是不为过分的。
    第一条“息众课农”，是在事关拓跋鲜卑的史书中，载记农事的第一笔。也可以说是关于拓跋鲜卑族众经济类型开始再度演进的明确标志。这应是研讨其后在太和年间所颁行的著名“均田令”时，不容忽略的史事源发点。笔者认为，在均田令及均田制研究方面，对这一点的阐释与重视尚不很够（有关内容拟在另文中展开）。第三条中的“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则是提出在生产及生活方式上结束游移，明确要求人们定居以务。这所“务”的内容，应与第一条的“课农”最为相关。因而这也可以视作由游牧转为定居务农的又一佐证。
    第二、第三条中均提到“散诸部落，同为编民”，这是拓跋鲜卑社会组织结构的再度重大变化。即将由酋长、大人统领下的部众离散，统统转成国家的编户齐民。尤其是酋长、大人本身，也和编户百姓一样，定居且籍入国家之编。这种社会组织结构上的重大变更，可有效地从政治、军事上防止诸大人、贵族们任意号令部众，进而危害统一的政治领导的行为。这是一项国家政权制度化建设的重大措施，是政权体制向中央集权化演进的显著标志。这项组织改革，从第三条所述贺讷的境遇来看，是确实落实了的。贺讷身为拓跋珪的舅舅，在珪尚幼罹难时有过相救之谊[11]。之后，又从珪平中原，官拜安远将军[5]。 即便是这种关系和身份，改制以后也只是“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了。
    由上述讨论可知，于拓跋珪复国之后不久，在拓跋鲜卑内部再度发生了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实质性变化。而这一次变化，加快了拓跋鲜卑入主中原的步伐，也为其后北魏的一系列改革的出现打下了历史性基础。
    五、论及“拓跋鲜卑内在变化”的意义
    综合以上基本内容，可以勾划出拓跋鲜卑部族内的两条演进线索。一条是从以狩猎为主到以游牧为主，又基本走向以农耕为本业的经济类型演进线索；另一条是与前者相适应的，在组织领导上从异姓酋长、首领分别统领到“七分国人”以拓跋鲜卑宗族兄弟分部直接统领，又发展到“散诸部落，同为编民”形成集权国家雏型的演进线索。这两方面的演进，就是拓跋鲜卑从南迁至复国阶段的实质性内部变化。这种实质性变化，奠定了拓跋鲜卑入主中原的政治经济基础，也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北魏的经济发展趋向和政权建设的模式。
    论及并充分认识这种实质性变化，其意义在于：近则对拓跋珪何以会按农耕经济型治国轨道进行统治有所诠解。如一再移民后即行计口授田或屯田；又从速典官制，立爵品，定律令；又主动擢引汉族士大夫，置五经博士，立太学[10]等等。远则对北魏著名的太和年间的改革，可有客观、完整的理解和评述。
    笔者认为，在对北魏太和年间改革的研究上，明显存在着过分强调个人作用的倾向。对孝文帝、冯太后的历史作用应予以适度肯定。但若割断了北魏建国初几十年间经济、政治发展过程及总趋势，尤其是无视复国前拓跋鲜卑内部实质性的变化，仅就太和年间范围内谈太和改革，易将改革置于空中阁楼之境，从而就不得不将其产生的原因全归到个人身上了。这是欠妥的、不科学的。这种研究本身也是严重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本文的立意，正是欲在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及北魏太和年间改革等重大史实上，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上有所探究和申述。这也是北方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尚待深入开掘的一片园地。
    [收稿日期]199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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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魏书·官氏志[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魏书·序纪[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8]魏书·平文皇后王氏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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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魏书·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11]北史·贺讷传（二十五史标点本第4册）[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