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⑨人类历史时期的任何历史事件无一例外地都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离开了时间和空间，人类既无法创造历史，更无历史可言。因此，历史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谓空间，就是指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那么怎样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呢？唯有历史地理学可以提供帮助。首先，历史地理学能帮助治史者了解各个不同时期的地理环境。一条黄河，其名称无甚变化，只是原先用“河”作其专称，但它的河道，尤其是下游河道，多次改道，重要的就有26次之多。如果忽略这个事实，连它的流向、流路都没弄清，而一个劲地去谈论什么某事发生于黄河以北或黄河以南、距黄河多远，又有什么用呢？其次，沿革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分）能告诉我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疆域、行政区划及变迁。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很早就形成了，因此，统一的全国行政区划也是在很早以前就得以实现。几千年来，行政区划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历史得以“表演”的“舞台”的名称的变化、不同的“舞台”之间空间关系的变化、以及“舞台”大小范围的变化。研究历史必须弄清这些变化即地理沿革，否则，就会闹出许多笑话来。本世纪三十年代，由顾颉刚、谭其骧等发起成立的“禹贡学会”就曾因为沿革地理没受到应有的重视而焦虑过。该学会在其出版的半月刊《禹贡》的《发刊词》中写道：“各种文史学报上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指地理沿革方面的），大学历史系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耻辱。”⑩目前，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学历史不懂地理沿革的也仍然大有人在。再次，历史地理学能帮助历史工作者了解历史地名和历史上的地理概念，这是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常识。历史地名在史书中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它们的涵义及其变化也很复杂。同名异地、同地异名、地名不变而管辖范围不同的现象很多。象山东、山西，山左、山右，关中、关内、关外，关东、关西，关左、关右，河东、河西，河南、河北，江东、江西，江左、江右，等等，都是史书上常用的地理概念，它们的原意是什么，在各个不同时期所指范围有何不同，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理位置，都是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例如，同是“河南”即黄河以南，所指范围有很大的不同：①战国韩、魏两国的河南，指今河南省洛阳市以西一带。②《尔雅·释地》、《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指今河南省大部地区。③秦汉时期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为河南。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大将蒙恬取河南地，即此。④东晋、 南北朝时吐谷浑据有今青海省黄河以南地区，宋、齐、梁封为河南王；西秦王乞伏韩归据有今甘肃省西南黄河以南一带，自称河南王，皆以其地为河南。（11）虽然可借助于地名辞典，但要是缺乏历史地理知识，不知其来龙去脉，恐怕也没有大的帮助。
    三
    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地理学是近代才出现的，在这以前的地理学，我们通称为古代地理学。古代地理学以地理知识记载为主体，只是人类认识周围环境的一种知识领域，算不上科学的地理学。古代地理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和历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二者几乎是难解难分的。许多史学著作和地理著作都是史地不分，既包括丰富的历史知识，又有许多地理学资料。如《山海经》、《禹贡》、《史记》中的《河渠书》与《货殖列传》两篇，《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广志绎》，《汉书》以下许多纪传体史书中的地理志，等等。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传统则把地理著作列在史部里，地理学还只是史学家族中的一个成员，直到清人孙星衍编《孙氏祠堂书目》，才将史学、地理各归一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理学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和辅助工具，为什么会这样？古代科学文化不够发达是其原因之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难舍难分的亲缘关系。著名的《四库全书·序》中写道：“夫舆地之学，为读史第一要义”，舆地之学即地理学也。
    古代的沿革地理学应该是古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一直附属于历史学，为史学家所重视。沿革地理学肇始于《汉书·地理志》，它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建置及其演变过程中对旧规的沿袭或者变革的学科，包括地名及其所在地以及相应的建置、区划和制度的沿袭和变革”（12），这样的研究内容正如上面分析的，确为历史学所必需。
    到了近现代，地理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沿革地理学脱胎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理学也不再从属于历史学，而成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理学和历史学关系的疏远，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因其研究的时间跨度与历史学相同，取得独立后，不仅没有失去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还得到了强化。过去的沿革地理学，今天仍然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过去的当代地理学所研究和一切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地理事物，都已成为今天历史地理学的依据。历史地理学无论是研究的广度、研究的深度、研究的手段和研究的方法都大大超过或优于沿革地理学和古代地理学，它给予历史学的帮助，非古代地理学和沿革地理学所能比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指历史时期人们所遇到的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引者注。）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3）因此，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更应当考虑这些“自然基础”，应该从历史地理学中吸取营养。
    注释：
    ①见李润田《黄河对开封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载《历史地理》，1988年第6辑
    ②《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123页。
    ③《资本论》第2卷第47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⑤《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第4卷第44页。
    ⑥见《汉书》卷53《长沙定王发传》。
    ⑦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⑧郭沫若《替曹操翻案》，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总第48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
    ⑩《禹贡》第1卷第1期《发刊词》。
    （11）复旦大学历史地研究所《中国历史地理名辞典》“河南条”，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12）史念海《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