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性逻辑
    社会系统是一个整体性范畴。从纵向看，它包括社会整体性不断增强的全部历史过程；从横向看，它不仅涵盖着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全部领域，而且包括它们之间千丝万缕、千变万化的相互联系及其形式和中介。对象的逻辑决定着思维的逻辑。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时常常把有机整体（或总体）的概念当作具体对象的同义语来使用。在他看来，具体对象乃是在自身内部以多种形式分解开来的、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历史地形成的完整客体。认识具体对象必须从整体出发，整体应该作为前提经常地浮现在表象中，它是对该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分析的逻辑前提。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①“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②可以说，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就是总体性逻辑。
    所谓总体性逻辑，就是承认整体对于部分的优先性和决定性，从整体出发达到对该整体诸部分的理解。它要求把社会当作一个有机的总体加以考察，不仅要把握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要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向。马克思历来重视总体性，主张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放在总体的相互作用所显现出来的联系中加以考察，从而在整体上把握社会。他反对实证主义者肢解事实，片面地看待事实，要求人们把社会生活中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使对事实的认识成为对实在的认识。马克思社会历史学说的基本概念，诸如“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有机体”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和概括了社会的总体，依据这类总体性范畴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并对表层现象作出理论说明。
    总体性逻辑是一种全面把握社会现实的方法论原则，它表征着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思路和思维框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总体性逻辑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在任何学科领域，基本方法一方面反映着研究对象的客观逻辑，因而决定着研究者对于具体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另一方面，它本身作为抽象原则和一般规范又必须通过具体方法才能得到体现和贯彻。总体性逻辑一方面决定了马克思选择和运用具体方法的可能范围，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通过这些具体方法而得到体现和贯彻的。
    首先，总体性逻辑要求确定对象的整体特质，因为只有依据整体特质，对象的诸多规定性才能得到统一的理解和说明。在确定社会事物的整体特质时，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自然质与社会质的二分法。其次，总体性逻辑所要把握的不是自然物质系统，而是社会有机体，其内部的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马克思首次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这种运行机制，并提出“普照光”的概念加以概括，使之上升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再次，总体性逻辑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它把既定事物视为一种总体性构成过程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结果的充分的、成熟的发达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作为向着自己发展的先行阶段，同时就使最初作为征兆、胚胎、萌芽的东西得到充分表现。人们认识社会事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与现实的历史过程相反的途径进行的，即从最后的结果开始去追溯它的历史。马克思把这称作“从后思索”，并把它提升为一种方法，广泛地运用于他的理论研究中。最后，总体性逻辑要求人们根据总体性的观点进行观察和理解，就是要使部分划归在整体以内，使部分在整体中获得意义。马克思在探索社会的整体结构时创造性地运用了社会一切关系“同构性”的方法。
    总之，作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总体性逻辑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它通过自然质与社会质的二分法、“普照光”的方法，“从后思索”的方法和社会一切关系“同构性”的方法而展示出对象的内在本质，把握实在本身。由于这些具体方法体现和贯彻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因而它们从来就是马克思本人的独创，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对这些具体方法加以系统总结，作出理论说明，其意义在于：（1）领悟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精髓和实质；（2）明确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质上的区别；（3）弄清在社会人文科学中科学的方法与非科学的方法之间的划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