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黑暗、政治动乱、人民苦痛的悲剧年代。伴随汉帝国的瓦解，在军阀割据、王族相残的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日趋寒冷的气候逼迫下南下同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中国历史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四百年的战乱。内乱和混战把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当此之时，政治之黑暗、社会之悲惨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是较为罕见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方面是，魏晋南北朝又是精神解放、个性伸展的年代，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 它对前此以往的中国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光耀一时的多元化的面貌。其基本标志是，它使西汉中期以来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发展的刻板模式走向瓦解，代之以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化局面。与此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追求和发展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转向。它是历史老人借助于非理性化的、野蛮化的冲击，摧毁旧文明的坚固堡垒，从而为新的文明的根苗的生长准备条件。
    曾几何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两汉儒学，因其从理论上论证了大一统帝国的统治秩序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因而使自己也具有了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但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是，“天人感应”经今文经学家谶纬神学化的任意推衍而显得不伦不类，今文经学的反对派--古文经学偏重于“名物训诂”，也很快走向刻板僵化、繁琐破碎。儒学发展中自身的弊端使它面临日趋萎缩的危险。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动荡的历史旋涡加剧了传统儒学的式微，促进了新的文化因子生长。
    一、经学式微礼法破损
    经学失落，名教危机，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的儒学已陷入空前的危机中。史载：“百余年间，儒教尽矣”（《宋书·臧焘传》），“为儒者盖寡”（《梁书·儒林传》）。在两汉统治者将经学研究与官禄结合的形势下，高门世族是累世经学，士人更“靡然乡风”，魏晋时却是“公卿士大夫罕通经业”（《南史·儒林传》），甚至连一国之君曹髦也对儒家经义发出毫不客气的质疑，这就难怪“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了。在“功业未及见，夕阳或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曹丕与吴质书》）的魏晋南北朝祸乱年代，人们对两汉以来的儒学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失望。与儒学失落同步，儒学体系中所倡导的至关重要的道德规范、礼仪程式等礼法名教也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对君臣父子角色的规范，是儒学礼法名教的根本要义，“三纲五常”的提出，正是礼法名教定型的标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信念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君臣父子的礼法规范便首先受到严厉的责难。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在阮籍看来，君臣的存在哪里是什么好事！正好相反，只有无君无臣，天下才会太平。鲍敬言更主张要消灭国君，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社会，因为国君无非是“肆酷恣欲，屠割天下”。这种对神圣的王权专制的指斥，尖利直露，惊世骇俗，它不仅引发了其时社会士民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深入思考，也为后世对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料和理论勇气。对于儒家的“父为子纲”的父子理论，孔融批驳道：“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尔。子之于母，亦复奚为？比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狂悖之言对儒家君臣父子的秩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同时，这种言论的存在本身，也折射出魏晋南北朝礼法破损的实际面貌。
    礼法破损的还可以从当时妇女的行为风范中表现出来，传统的有关“妇德”、“妇言”的种种规范显得苍白而缺乏制约力，妇女把“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抛在脑后，东晋南朝的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或宿于他们，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抱朴子·疾谬》）。哪里有什么“妇德”的影子？更有甚者，视“妇德”，“妇言”为无物，出言不逊。《世说新语·排调》记载：“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固不啻如此。”即是说，要是她与丈夫的弟弟生孩子，孩子还要好些。虽是内中私语，然莫此为甚，令后世礼法之士瞠目不已。《南史·宋废帝纪》载：“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为立面首左右数十人”。此举虽然是出于宫廷贵族的淫欲宣泄之需要，但山阴公主以一女子身份，如此“有理有据”，如果没有其时社会气氛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而帝以男子身份，似也理屈，欣然答应她的要求，更传递出社会礼法破损的消息。北朝妇女亦是这样，《颜氏家训·治家》中这样记载：“邺下妇女，专家一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讼。”《北齐书·元孝友传》记载：“父母嫁女，则教以妒，姑姊相逢，必相劝以忌。以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
    必须指出的是，礼法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和礼仪秩序，其基本的消极方面体现着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制约和束缚，在礼治秩序中，只有人伦网络关系的存在，而没有个人作为个体的独立价值，个人永远是被规范的作为客体的对象性存在，人的主体性完全消融在贵贱有分的等级名分之中，这其中对妇女的束缚尤为深重，因此，我们正可以通过对妇女的命运的了解和关注来透析其时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年代中的妇女，有着相对广阔的活动空间和人性化的个人形象，这正是多元化的文化对一种独尊文化的有效冲击所形成的一个相对宽容的社会气氛的结果，传统儒学失去了它以往的那种威势和社会整合能力，伴随着混乱无序的动荡时势，两汉建立起来的经学和纲常名教的威权正在沿着下降的历史通道无可奈何地滑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