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祀活动是唐代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又是郊祀制度趋于完善的重要阶段。笔者在《唐代郊祀制度初论》一文中就郊祀制度内容、沿革及其发展变化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环境作了初步研究，形成了唐代郊祀制度的基本认识。（注：盖金伟《唐代郊祀制度初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而郊祀活动作为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在各个领域集中反映着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历史变迁，是我们深刻了解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生活内容的重要途径。
    一、郊祀活动与唐代政治
    唐代郊祀活动在履行敬天法祖的基本形式的同时，更直接地表现在分封百官，抚恤困惑，安抚边夷等政治生活内容。就分封百官而言，它是每次郊祀大典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官员品阶的升迁和财产物品的赏赐两方面。唐代在这方面表现的比前朝的涉及面广，人数众多，赏赐数量巨大。升迁官品有升迁本职官品和荫官子孙两类。官品涉及面及人数是趋逐渐增加的势头变化。例如，中宗景龙三年（709）“京文武官及应集考使、别敕陪位官、边州都督刺史、诸军大使、副使、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上，加一阶。……听入外文武百官，赐勋一转。”（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玄宗开元十一年（724）“升坛行事官及供奉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诸献官并准升坛列。内外文武官及致仕。并前资陪位者，赐勋一转。缘大礼有职掌并押当者，更加一转。斋官并放出身。皇亲诸陪位……赐一转。亲王公主，各与一子官。三卫监门黄衣长，上飞骑，并仗内杂色人，在斋宫卫，及诸色人有资劳人。缘大礼有职掌，并流外行署预见大礼者，亦赐一转。”（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代宗广德二年（764）“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赐加一阶。仍赐勋两转。武德唐元功臣，勋业特崇，子孙沉翳，所司勘责，各与一人官。成都灵武元从，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赐一级。四品以下更加一阶。宝应功臣，普恩之外，三品已上各与一子六品官，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各加两阶，更赐勋两转。副元帅光弼、子仪，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都防御使、经略等使，各与一子六品官并阶。”（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德宗贞元六年（790）“内外文武及致仕官，诸军将士等，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宰相及东都留守、六军统军、诸道节度使、神策、威远、金吾六军都团练、防御、观察使，京兆、河南尹，正员尚书、御史台长官、太常卿，各与一子官。大礼行事官，各加一阶。……故尚父子仪，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如已五品已上，量与改转。赠太尉秀实，与一子官。张巡、许远、南霁云、颜真卿、杲卿各与一子正员官”。（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敬宗宝历元年（825）：“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文宣王、二王、三恪、与一子官。……皇五等以上亲，三品已上赐爵一级。五品以下加一阶。……应陪位者，皇五等已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三等已上亲，三品已上赐爵一级，四品以下加一阶。诸亲四等五等及诸州贺正官，并诸色陪位官，五品已上加一阶，六品已下及白身人，并赐勋两转。……中书、门下及节度使带平章事者，宜与一子正员七品官。……节度使，与一子正员八品官。……东都留守、度支盐铁使，观察处置、都团练、防御、经略、招讨等使，及神策、金吾六军将军、大将军、上将军、统军，威远、镇国军使，皇城留守，各与一子正员九品官。……郊庙升坛殿行事官，普恩外，宜更加一阶。……尚书省三品四品已上，中书门下五品已上，特加一阶。……内行事官，三品已上更赐爵一级。四品以下更加一阶。内待省及内坊官，四品已上各赐勋五转。五品以下各赐勋三转。”（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除此之外，敬宗时期郊祀分封百官又有皇城诸道将士、远营诸道将士、京畿诸道将士，以及大礼职掌行事官、翰林待招供奉、四方贺正官、郊庙行事斋郎、崇玄馆行事学生、斋郎礼生、国子监陪位者、中书门下仪制官等，难以遍举。
    从上举几条史料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唐代升迁官品的涉及面，人数在不断增加，而且从广德年间之后，郊祀附加内容加入对于军人如节度使，功勋卓著的将帅的特殊待遇，而且这种内容在后来的郊祀附加内容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郊祀中对军人的赏赐始于唐代，这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战争割据，军人地位上升的表现。分封百官之中财物赏赐的数量相当庞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力状况。玄宗开元十一年（724）“亚献幽王守礼、终献宁王宪，各赐物一千匹。捧俎申王挥、夹侍歧王范、薛王业，各赐物七百匹。侍中源乾耀、中书令张说、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竣，各赐物五百匹。正衣驸马都王守一、王繇、温曦、宗正少卿崔澄，各赐物三百匹。二王后，赐物一百五十匹。坛场使京兆尹孟温礼，赐物二百匹。修造羽仪使，赐物一百匹。修撰仪注官，五品以上赐物一百匹，六品以下赐物七十段。自余陪位预宴官，一品赐物一百匹、二品三品八十匹、四品五品六十匹、七品四十匹、八品九品三十匹。……郡公县主，各赐物八十匹。”（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天宝十载（752）“亚献太子赐物二千段，终献荣王琬赐物一千段。文武百官及有职掌，各赐粟帛有差”（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代宗广德二年（764）“其六军神策、宝应射生，衙前射生及左右步军，英武、威远、威武等诸军。左右金吾将士，缘大礼扈从及在城留后者，共赐钱五百贯。鸿胪蕃客，共赐钱一千贯文”（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穆宗长庆元年（821）“仍准旧例，赐钱二十万四千九百六十端匹贯”。（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敬宗宝历元年（825）年“亚献嘉王运，终献循王橘等，各赐物一百匹。夹侍、正衣、进硅、捧硅各赐五十匹。”（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
    抚恤困惑是政治性内容的第二方面。包括对军属的抚恤和对年长者的抚恤。以天宝元年（742）和天宝十载（752）为例。“天下侍老，百岁已上赐绵帛五段，粟三硕。八十已上绵帛三段，粟二硕，各即分付。”（注：《全唐文》第25卷。）“天下侍老，百岁已上赐绵帛，粟五硕。八十已上绵帛三段，粟三石。”丈夫七十五已上，妇人七十已上，绵帛二段，粟二石。”（注：《全唐文》第40卷。）这种对老人的抚恤与对官员的赐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其是否切实施行，也不得而知。对军属的抚恤记载不详，仅能从只言片语中获得少许的认识。“阵亡人家并捐免户，州县随事优恤赈给”（注：《全唐文》第45卷。），“征行之家，每令存恤、差科之际，或未优矜。自今已后，并准飞骑例蠲免。”（注：《全唐文》第25卷。）不论这两项内容的实际效果如何，唐代统治者能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内容，已经说明唐代统治者在政治上是比较成熟的。
    安抚边夷是历代统治者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唐代统治者将其寓于郊祀之中提出，更表明唐代统治者对此的注重。以德宗对吐蕃政策为例，“吐蕃比亏信约，自绝通知，边镇之间，事资备御。因其犯边，累献俘囚。既切怀归之心，复加幽禁之苦，永言覆育，岂问体夷，因所获吐蕃生口见在者，一切放归本国，仍并遣人送至界首，量事资遣，使得自全。”（注：《全唐文》第55卷。）这不仅反映了唐代统治者具有华夷无间的民族观念，也是唐代民族政策合理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