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郊祀活动与唐代法制
    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性内容是郊祀活动内容中较重要的方面，通过对法律性附加内容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唐代的立法观念有所了解，而且对于古代社会令大于律，律补助于法的律令关系有所认识。
    唐代立法观念的特点是主张宽典轻刑。这是同唐初“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国方针一脉相承。在唐初统治者看来，“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注：《贞观政要》第5、8卷。）在刑法方面施行约法省刑的措施。高祖时提出“务以宽简，取便于时”。（注：《旧唐书》第52卷。）太宗进一步指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注：《贞观政要》第5、8卷。）而且极力主张轻刑。“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注：《贞观政要》第5、8卷。）因而，唐代刑律如杜佑《通典》所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注：《通典》第165卷。）并且降死刑为流刑。这种立法观念在郊祀文献中间或出现。玄宗天宝十载（752）“每刊刑典，犹虑尚乖大体，未副朕怀，再令中书、门下与刑部大理寺，审加详定，务从宽典”。（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
    在唐代立法观念中不仅讲求宽典轻刑，而且对待施法要求的十分谨慎。魏征曾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依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注：《贞观政要》第5、8卷。）这种办事依法，有过即纠的施法态度表明唐代执法谨慎的观念占据主流。这是唐代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的成果之一。这种传统在后来的唐王朝统治时期内仍很明显。文献中屡屡可见。德宗时“自今以后，有责情决罚致死者，宜令本道观察使具事由闻奏，并申报刑部御史台”。（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敬宗时诏：“刑罚不清，不足以言理。”（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文宗时诏：“刑狱结断，动须禀奉，不得自专”。（注：《唐大诏令集》第71卷。）
    在法律性内容中，最多的记载是关于释囚的诏令。几乎每次重大郊祀活动都伴随着这项内容。这是以令代律的典型。它说明，虽然编定了详明的唐明律法，但皇帝的诏令是律外之法，是高于一般律法的。有令依令，无令依律，这是古代律法中令主律辅的表现。这类事例在任何一份郊祀赦文，德音中均可见之，以下暂分时期略举几例：唐初贞观十七年（643）“梁州管内大辟罪以下见禁囚，皇太子虑过，诸州并谴使人分往。唯十恶不在虑限，余皆量情降宥焉”。（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唐中期开元十一年（724）“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其十恶死罪，造伪头首，劫贼劫杀事主，不在赦例”。（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唐晚期贞元六年（790）“天下见禁囚徒，罪至流死者，各递减一等。徒罪已下，一切放免”。（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唐末乾符二年（875）“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愿者，咸赦除之”。（注：《唐太诏令集》第72卷。）
    综上，对唐代郊祀活动内容的考察，依据资料多为唐代郊祀诏令、赦文、德音、推思令。这些均是唐代皇帝诏令。不仅具有政治性质，而且具有法令效力。郊祀活动祭天祈福的主体内容虽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其所反映的唐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法制生活的变化，或可视为郊祀活动为现实各阶层人们服务的主要内容。这也就是郊祀活动为什么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欧阳修认为：“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注：《新唐书》第11卷。）实际也是看到了附加内容有主体化倾向的事实。但他过分夸大了附加内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