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郊祀活动与唐代经济
    经济内容在唐代郊祀活动中比重最大，地位最重要。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唐代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的缩影。同时，郊祀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国力强弱的坐标。白居易曾说道：“阜其牲牷，则牛羊不得不审矣。丰其黍稷，则仓廪不得不实矣。美其祭服，则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无牲，不田者无盛，则游坠者不得不惩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于天下，虽日事鬼神，其实厚生业者。故曰：礼行于祭祀，则百货可极焉，斯之谓矣。”（注：《白居易集》第65卷。）在这里白居易揭示了祭祀与农业经济的深刻联系，提出“事鬼神，其实厚生业”的认识。鉴于如上认识，我们就唐代郊祀中经济性内容作一点评，以佐证我们的认识。
    在经济性内容中最多的载文是关于免除租税。免除租税是古代统治者恢复生产、鼓励农民勤于垦植的怀柔政策。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增加统治者的剥削，只是避免竭泽而渔罢了。中宗景龙三年（709）“关内诸州，无出今年地税”。（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玄宗天宝十载（752）“天下百姓，今载地税，并诸色勾徵欠负等色，在百姓腹内未纳税者，并一切放免”。（注：《全唐文》第25卷。）天宝元年（742）“今载应损郡运租悬调诸色勾徵变换等物，及诸延限者，并一切放免”。（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肃守乾元六年（753）“天下百姓，除正租庸外一切不得别役”。（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代宗广德二年（764）“自今以后，除正税及正敕并度支等外，余一切不在征科限内。”（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应有逋欠在百姓腹内者，及京畿今年夏青庙税，并放免。官酤洒及杂榷率，并同禁断，淮南江南，去年以来，水旱疾疫，其税租节级蠲放。”（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穆宗长庆元年（821）“两税不得别有差科。”（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文宗太和三年（829）“天下除两税外，辄不得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
    其次是关于劝垦助垦的内容。该政策是关于荒地、逃户地的处理及对劳力归农问题的方针。开垦土地的数量和投入劳力的数量是自然经济的古代社会中农业是否发展的基础，唐代统治者对此很注重。肃宗元年（756）“建辰月应番骑，宜三分量留一分，其系放归营农。”（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代宗广德二年（764）“应诸州团练将士等，委本道节度使及都防御使等，审与州府商量，如地非要害，无所防虞，其团练人等，并放营农。”（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德宗贞元元年（785）“自今百姓有垦辟田畴加于常岁者，所加之地，不得辄税徵租。其刺使令长考课，亦以本界垦田多少为殿最。今年蝗虫损甚，州府于开春之后，量给子种，以使农功。天下应荒闲田，有肥沃堪置屯田处，委当管官审检行情愿者，使之营田，如部署精当，收获数多，本道刺使特加褒升。逃户田地，本主复业，即却给还。”（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穆宗长庆元年（821）“应诸道管内百姓，或因水旱兵荒，游离死绝，见在产业，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于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据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不得令有掌职人妄为请谢。其官健仍借种粮，放三年租税。”（注：《唐大诏令集》第72卷。）僖宗乾符二年（875）“逃亡人户产业田地，未有人承佃者，其随田地苗税，除陌榷酒钱及斜斗等，并权放三年，勒常切招召人户。三年后再差官堪覆，据归复，续却收税。”（注：《唐大诏令集》第68卷。）
    第三是关于户口、义仓、和籴、和市等经济问题的政策，从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唐代经济状况的变化和存在的相关问题。从户口来看，记载不实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成为政府的重要问题之一。代宗广德二年（764）“天下户口，宜委刺使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作第差科，不得依旧籍帐，据其虚额，摊及邻保。”（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德宗贞元元年（785）“户口减耗，旧额犹存，轻重不均，流亡转甚。”（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从义仓情况看，本是为了丰年储存以备灾年的救助制度，但从郊祀活动看，其效果很难尽如人意。玄宗开元十一年（724）“元置义仓，救人不足，承货百姓粮及种子未纳者，并放免，不得却徵。”（注：《全唐文》第25卷。）天宝元年（742）“诸都义仓，本防水旱，如闻多有费损，妄作破除。自今以后，每郡差一上佐专知，除赈给百姓之外，更不得辄将杂用。”（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德宗贞元元年（785）“前代所置义仓，国初亦循其制。备灾救乏，甚便于人。……当今所切，莫甚于斯。”（注：《唐大诏令集》第69卷。）和籴、和市等经济措施也不健全。“和市、和籴久负百姓钱物，并即填还。以后官司应有市籴者，各须先付价值，不得赊取抑配，因兹敛怨扰人。”（注：《唐大诏令集》第70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内容表明唐代经济每况愈下的变化趋势。如肃宗时“州县门夫勋官，并于旧额数减一半。”“其年支口味，宜减一半”（注：《全唐文》第45卷。）。代宗时，“自凶孽乱常，王室多难，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念兹疲耗，久困徵科。其京城诸司诸使……及诸色纳资人，每月总八万四千五十八人数内，宜每月共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余八万一千一百十四人并停。”（注：《全唐文》第49卷。）靠减省开支，裁减官员来维持统治，明显显示出唐王朝进退维谷的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