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唐代市舶》指出：“市舶之职，盛于宋实始于唐。然唐代之市舶使，似非如宋代为征榷之要司也”。（注：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丁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99页。 ）市舶之职始于唐，且是唐代岭南，随后市舶宦官出现于广州。探讨唐代市舶宦官，必先述市舶使之出现。
    一、市舶使的出现
    经过“南海贸易的摇篮时代”--六朝（日本《东洋史世史》（一）之提法）后，南海贸易更受重视。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 在广州附近的出海码头建“南海神庙”；唐天宝十年（751 年）册封南海神为“广利王”，说明了南海贸易在隋唐中央心目中的价值。（注：蔡鸿生：《岭南文化与海》，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7页。）
    对于南海贸易带来的“蛮舶之利”、“海舶之利”，（注：《旧唐书》卷177《卢钧传》、卷163《胡证传》。）唐王朝极为重视，由此才有垄断“市舶之利”之设想。玄宗开元（713～741年）初，“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救，因有市舶之利”，（注：《通鉴》卷211，开元四年条。）可证。贞元年间（785～805年），贾耽（730 ～805年）记录了“广州通海夷道”，（注：《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将广州经过南中国海、印度洋至波斯湾的乌刺（ubullah ）以乌刺至东非三兰（Sufāla，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一带）的海上航线， 叙述得十分周详，表明唐代对外贸易中心已南移至岭南的广州，（注：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这条16 世纪欧人东渐之前世界上最长的定期航线， （注： G.F.Hourani.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OceaninAncientand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P61.）在公元844～864年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Abu'l- Kasimubaid-Allah Ibn Khurdādhbah，约830～912）的《道里邦国志》中也有反映，（注：〔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75页。）中外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所以，为招徕南海商舶，以求得“市舶之利”与“南海宝货”，唐王朝乃决定调整外贸政策并南遣“市舶使”。唐代“为使则重，为官则轻”，向来重使轻官，从中可见朝廷对遣使岭南市舶之重视。市舶使作为历史名词，首次见于《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
    （开元二年）十二月乙丑……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周庆立事又见《新唐书》卷112《柳泽传》等篇：
    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奇示四方哉！”书奏，玄宗称善。此外，《册府元龟》、《玉海》、《文献通考》等亦引此文。（注：《册府元龟》卷56《谏诤部·直谏》、《玉海》卷188唐市舶使条、 《文献通考》卷62《职官十六·提举市舶》。）文中“安南市舶使”应为“岭南市舶使”之误。而开元二年十二月周庆立已是市舶使，则市舶使的设置不会迟于此时。
    日本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认为，周庆立是宦官（注：〔日〕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页。），与藤田屡有学术讨论的桑原骘藏予以反对（注：〔日〕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页。）：
    在前关于藤田君唐代之市舶使一说，吾辈亦不无异论。据藤田君言，唐代之市舶使，--此概为藤田君之说明，过觉牵强--为宦官，记录上，最初所见之市舶使名周庆立，多半亦为宦官（《宋代之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一六五至一六六页）云云。按唐时宦官（即内官）之为市舶使者，虽非绝无。但不若谓为特别情况，普遍概以与内官相对之外官--例如广州则为广州刺史或岭南节度使--兼任之。又玄宗初年任市舶使之周庆立为宦官，无一确证。藤田君若是抽象叙述，其理由自不免消极且薄弱矣。吾辈以为与其想像周庆立为宦官，毋宁认为非宦官较妥。桑原氏所言甚是。周庆立是右威卫中郎将，系四品武职，且为“昭州首领”，（注：《旧唐书》卷185《良吏上·薛季昶传》、 《新唐书》卷120《薛季昶传》。）乃地方领袖； 再结合开元二年宦官尚未得势之事实，周庆立不可能是宦官。
    市舶使在唐代又被称为“押蕃舶使”、“监市舶使”（“监舶使”）、“结好使”等。 （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上）， 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9页。）唐代市舶使可考者见表1。对于市舶使的始置年代，学界有五说：其一，贞观十七年（643年）说。 此说肇端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清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等亦沿用之，桑原骘藏已指出其误（注：桑原氏前揭书，第7～8页。）；其二，高宗时期（650～683年）说。认为此时唐王朝已在广州置市舶使（注：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其三，显庆六年（661年）说。 以高宗显庆六年颁布《定夷舶市物例敕》为据（注：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方志钦、 蒋祖缘：《广州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其四，先天元年至开元二年（712～714年）说。（注：邓端本、章深：《广州外贸史》上册，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以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为据；其五，开元二年（714年）说。 此说影响最大，采纳者亦最多。（注：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599页。）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之前，以开元二年说（714年）最为妥当， 也最有说服力。
    纵观唐代南海市舶史，市舶使的人选有多种，即朝官（如武职、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宦官（专任或兼任）、监军等类型，大体上经历了由朝官而宦官而监军（宦官兼）的变化过程。（注：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对于各种人选的比重与份量有以下几说：其一，官官说。“当时任市舶使者多宦官”，此论赞同者甚多（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250页。 此外持同一见解者又有石文济：“至于唐代市舶使之人选，大都由宦官充任”（《宋代市舶司的设置与职权》，《史学汇刊》创刊号，台北：1970年，第25页）；吴泰：“宦官为市舶官员，岭南帅监领之”（《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1981年第3期）；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王庚武著， 姚楠编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3～144页；和田久德：《唐代市舶使》，转引自金应熙：《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342页；〔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 4期，第16页；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 第256页；黎虎前揭文等。）；其二，地方官说。桑原认为，“唐及北宋，市舶使多由地方官兼任，时或由中央派遣内官干预之”，（注：桑原氏前揭文，第 6页；韩国磐亦然之，见《隋唐五代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第 207 页。 ）王贞平等亦持同一观点（注：WangZhengPing, "T'angMaritimeTradeAdministration",AsiaMajor,Third Series, Vol V, Pot.Ⅱ，1992,P.7～37；中译本可参龙达瑞译：《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39页。）；其三，节度使府幕职人员说。认为除宦官、地方官外，节度使府幕职人员亦有充任市舶使者，此说仅一见。（注：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 4期。）实际上所言与第二说相同。笔者赞同宦官说，认为大体而言，唐代市舶使以宦官出任为主，这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