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我国南北对峙、皇朝迭更，战乱频仍是这一时代的特点。其时，江东政权为了达到抗御外侮、稳定政局、偏安东南的目的，遂以建康为中心，扬州为根本，建立起一批军事重镇。本文从地理环境着手，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择要阐述六朝重要军镇的分布及其对保卫首都的作用。
    一、都城的东西锁钥--京口和历阳
    都城的选址与确立，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为它将影响到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六朝定都建康（今南京），除了一般都城所考虑的交通条件、经济腹地以及有利于控制其所统治的地区等因素外，基于南北分裂的形势和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则更注重防卫。而防卫所持者重在长江。古人云：“长江千里，险过汤池，可敌十万之师。”（注：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上《江河门》注引《江南野史》，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但是，能否守住这一天险，确保首都安全，关键又在京口和历阳。
    京口（今镇江）位于建康以东八十公里的长江南岸，除本身山水险峻，可资设防外，在地理位置上尚有以下特点：其一，六朝时期，建康-京口段的长江江面十分宽广（注：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九引《舆地志》：“天景清明，登之（指北固山）望见广陵城如在青霄中，相去鸟道五十余里。”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风高浪急，而江的南岸正是宁镇丘陵所在，矶石绵延，“高岗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京口以下接近长江喇叭口，沿岸“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以故，京口便成为建康以东的江防要地。其二，京口位于江南运河入江口。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江南运河形成于秦代（注：王文楚、魏嵩山：《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南齐书·州郡志》已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的记载。六朝都建康，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均需取给三吴。东吴为便捷漕运，于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开凿破冈渎。但事实上，破冈渎开后京江运道并未废除。东晋初，司马裒镇广陵（今扬州），运船出京口，因水涸奏请立丁卯埭以济运，即是一证。所以京口对建康来说，乃是控扼三吴粮道的噤吭咽喉之一。其三，京口与淮南重镇广陵（今扬州）隔江相望，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六朝称中渎水，它沟通江、淮，流经广陵城下。因此，京口又是大江南北的水上交通枢纽和重要津渡。唐杜祐认为京口之于建康，犹如孟津之于洛阳，将它视作台城的门户锁钥。因其地位重要，早在东吴立国前，孙权就着手经营它。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为迎战曹操， 权由吴（今苏州）迁镇丹徒，即“固山为垒，缘江为境”（注：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筑京口城。十六年（公元211年）徙治建业（今南京）后，又遣宗室孙韶“缮治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注：《三国志·吴书·宗室孙韶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后加领幽州牧，屯兵于此。三国时，曹魏始终未敢跨越长江，当与京口的防卫严密有关。
    及至东晋，京口辇下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并始得北府之称。按东汉及魏晋官制，四中郎将均以首都为中心，分别带东西南北方位称号。晋室南迁后，侨置徐青二州于广陵。建兴元年（公元313 年）以司马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广陵。广陵于建康为北。裒死，王舒“代裒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注：《晋书·王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此即山谦之所谓的“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注：《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南徐州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咸和初，郗鉴为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北府之号亦随之渡江，并成为京口的专称。东晋时，京口是江淮流民集中之地，郗鉴移镇后，于此组织武装，是为北府兵的先声。谢安当国后，又在广陵和京口招募劲勇，组成北府兵。这支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武装骁勇善战，无论在东晋中期抵御前秦的淝水之战和末年败孙恩卢循、灭桓玄的各个战斗中，都以赫赫战功彪炳史册。由这样一支武装坐镇京口，对于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平衡上下游军事力量，控制三吴著姓，从而达到稳定政局、保卫首都的目的无疑起着特殊作用。
    进入南朝，虽然随着皇权加强、门阀政治告终以及北府兵的消亡，京口不再具备东晋那种平衡皇族与各高门大族间力量的特殊作用，但其内镇优重的地位并未改变。宋武帝深知京口的利害所在，故临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注：《宋书·刘延孙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宋、齐、梁、陈四代，京口作为辇下军事重镇的主要职能在于拒北敌于长江彼岸，确保首都安全无犯。如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于瓜步（今六合东南），声欲渡江，建康告急，遂大备水军，“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注：《宋书·索虏传》。）。当时，京口及其附近的蒜山、北固山、京陵、西津、谯山、练壁等处皆设置重兵，严阵待敌，以防魏军突犯。自宋后期至梁末，先是北魏孝文帝锐意改革，无暇南顾，继而南北战争胶着在淮河流域；而南朝皇室内乱的军事行动又常在建康以西进行，故这一时期内京口无大的战事。陈代疆土北以长江为界，京口的防务自然更加吃重。但由于陈后主荒淫腐化，愔于政事，终使贺若弼得以从京口渡江灭陈。
    如果说京口是建康的东门，那么历阳（今安徽和县）就是其西门。历阳位于建康西南的长江北岸，距离建康仅四十公里。它北依淮阳丘陵，有众多的山头可以设防。源出合肥东北的滁水从丘陵南麓东流至今六合瓜步入江。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西晋伐吴， 命司马伷向涂中即由此道。在它的南面有东西梁山，二山夹峙大江，俯瞰洪流，对于抵挡上游来敌呈高屋建瓴之势。六朝时，凡东西两军对阵，必以夺取梁山为要，一旦梁山失守，西敌便可顺流长趋，直捣建康。刘宋南郡王义宣叛反，孝武帝“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注：《宋书·南郡王义宣传》。），结果叛军大败。
    除以上特点外，历阳在军事地理上的最大价值在于长江下游江面辽阔，而唐代以前以此附近最为束狭，形成咽喉。且其地北岸有横江、当利浦、洞口浦、乌江等小支流可以泊船，南岸有牛渚山和采石矶耸立江渚。采石矶头突入江中，易于登跻，从春秋以来便是由淮南寿春、合肥等地进入江南的渡江通津和兵争要地。地位之重，胜于京口。宋人张栻云：“古来有事东南者，由寿春、历阳来者什之七，由横江、采石渡江者三之二。”（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八《江防》，台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嘉庆六年刊本。）纵观六朝历史，诚如斯言。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即是由历阳横江过江，攻刘繇牛渚营而入江东的。嗣后，西晋陈敏、东晋苏峻、南齐陈显达、萧梁侯景等叛乱以及隋韩擒虎灭陈，都无一不是先占历阳，再渡长江、登采石而进据建康的。反之，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后赵石虎游骑南下、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拓跋焘军至瓜步，江东形势十分危急， 但因东晋南朝坚守历阳和沿江要地，建康遂得安然无恙。
    由于历阳对卫护京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东晋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这一带侨置豫州，先后以侨姓高门颖川庾氏、陈郡谢氏、 谯国桓氏为刺史。侨豫州先治芜湖，建元二年（公元344年）， 谢尚为西中郎将、都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阳。从此历阳被称为西府。终东晋之世，豫州治所虽多变动，但据《宋书·州郡志》，曾四次镇历阳，可见晋廷对历阳的重视。其时，与京口一样，历阳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流民集中地，见诸史籍的侨县有龙亢、雍丘、酂、谷孰、繁昌、当涂、浚逎、定陵、襄垣等。出任豫州的藩镇也在此招募流勇，组织武装，从而使历阳成为拱卫朝廷的重要军府。在东晋的北伐战争尤其在抗击前秦的淝水之战中，西府兵与北府兵协同作战，保卫了东晋王朝的安宁。
    南朝建后，历阳常为南豫州治所。宋、齐二代基本上都以宗室亲贵和心腹将臣出任南豫州刺史。由于南朝各代皇室内乱迭起，因此，当时历阳除了担负着抗御外侮的任务外，又常为中央与藩镇在长江下游争夺的要地。如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 南豫州刺史裴叔业因见疑出奔寿阳（今寿县），问萧衍自安之计，萧衍说：“若（齐廷）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注：《魏书·裴叔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一语道破了历阳对于拱卫建康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朝时历阳战事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东政权政治形势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