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康和扬州的西藩--江陵与襄阳
    对于偏安江东、定都建康的六朝政权来说，皆以地处长江下游的扬州为内户，中游的荆州为外阃。关于荆州的重要性，鲁肃曾言：“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东晋何充也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注：《晋书·何充传》。）由于荆、扬二州共一长江天险，荆州在扬州之上，故势同唇齿。有荆州，不但扬州得以扞蔽，而且还可以出兵荆襄，北向宛洛，问鼎中原；失荆州，则唇亡齿寒，扬州可虑。赤壁战前，曹操占有荆州，孙权的谋臣便大都不敢迎战。赤壁战后，刘孙两家分别在长江上下游立国，对荆州的争夺更为激烈，都充分说明了要立足扬州，必须保全荆州。
    荆州的要害在江陵（今荆沙市江陵）。江陵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上，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地位据全楚之中，“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注：《宋史·赵鼎传》。）。无论上中原、下湖广、走巴蜀、通吴会均十分便利。况且作为战略要地，还“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故自秦以来即为南郡治所，三国吴置荆州于此。从此，江陵亦称荆州。而江陵本身的山川也有可取之处。在其附近的长江中，散布着许多沙洲。据《水经注》记载，“西至上明（今湖北松滋县东北），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注：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长七十余里，号称百里洲。这无疑是泊舟屯兵的好去处。又江水经百里洲而枝分，至江陵城东三里合流后水势陡增，形成险段，“非方舟避风，不得涉也”（注：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从汉代起就于此置江津戍。东吴陆抗又于南岸置马头戍，与西晋羊祜对峙。六朝时，无论南北纷争还是上下游对抗，江津和马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再者，长江自西东来，至此九曲回肠，支流分汊，江路险要，洪水易发，给航运带来极大困难。而江陵东侧有夏水和扬水，均东注汉水。《水经·沔水注》云：扬水上承江陵赤湖，“春夏水盛，则通大江”。西晋杜预为伐东吴，曾“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今岳阳）”。刘宋元嘉中，又利用杜预故道，“通路白湖水下注扬水，以广漕运”。说明南朝时漕船从江陵出发，可由扬达沔，直抵夏口（今武汉市武昌），从而避免了荆江之险。此外，鉴于江陵以北道路平衍，无可设防，东吴在城北六十里筑方城为外围要塞，又引沮漳水灌城北诸湖，号为北海。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江陵对于江东六朝来说，具备国之西门的战略地位，故而时人将它比作周之分陕。其得失有关南北分合，可判东西强弱，直接影响到下游和建康的安危。如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西晋分道伐吴，杜预克江陵，沅湘广交闻风而降，长江上游乃至岭南皆为晋有，建康危如累卵，亡国有日。东晋末年，桓玄从江陵起兵，加之北府兵倒戈，便顺利地进入建康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卢循、桓玄余党、刘裕的政敌刘毅等都无不欲先得江陵再图建康。尤其是梁末，侯景入据建康后又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但因荆楚尚在萧绎手中，绎命王僧辩从江陵东下，一举收复郢州和江州，然后以破竹之势进抵建康，遂使萧梁得以苟延残喘。所以，六朝之世虽都建康，而重兵强将却都置于荆峡。
    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江陵位于江汉平原，毕竟是一个四战之地。虽有漕运之便，荆江之险，北海之阻，也不足以改变其易攻不易守的形势。顾祖禹在论及江陵军事地理时说：“襄阳不守，则江陵以北危；夔峡不固，则江陵之西病。”（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说明就抗御北敌言，拥有江陵的同时还必须拥有襄阳。
    襄阳（今襄樊市襄阳）地处汉水上游，北接南阳盆地，南连江汉平原，距江陵步道只有五百里。其东有大洪山、桐柏山，其西有荆山、武当山，皆峰峦叠嶂，艰阻难行。而自襄阳北溯汉水或道出南阳可趋河洛，南经汉水谷地即抵江陵，顺汉水而下又直达江夏。因此，自古以来一直是荆豫地区由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的啉喉。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者也。东晋庾翼曾云：“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注：《晋书·庾翼传》。）回眸六朝，三国时鲁肃欲联合关羽共同抗曹，吕蒙则向孙权建言：坚守江陵、白帝二城，再“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注：《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东晋桓温三次北伐，两次都是取道襄阳出淅川至关中，或者出鲁阳（今河南鲁山）向洛阳。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伐，主力也是由襄阳溯汉水而上，出赀谷（今河南卢氏县南）入卢氏，过熊耳以至关陕。齐永泰元年（公元498年），沔北诸郡为北魏所陷， 但因曹虎固守襄阳，魏军只得临沔而返。历史证明襄阳在南北分裂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用武之地。
    尤其是襄阳的战守之势优于江陵。它地属鄂北岗地，东、北两面临汉水，西、南、东三面为冈峦环抱，发源于城西柳子山的檀溪蜿蜒其间。古人称之为“檀溪带其西，岘首亘其南，汉水如带，萦乎东、北，楚山若屏，峙乎西、南，天然之形势也”（注：乾隆《襄阳府志》卷三《疆域》，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由此，襄阳实可为江陵之北蔽，若襄阳不守，则江陵难保，长江天险也就失去了防卫作用。西晋杜预伐吴、南朝萧衍代齐都是从襄阳起兵，先占江陵，然后顺流向东，兵锋直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下。同样，梁元帝都江陵而与西魏为敌，西魏即利用襄阳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并吞了萧梁。此外，东晋南朝时，由于今陕西、甘肃、河北、河南等地的流民大量涌入襄阳，使得那里的人口激增，东晋起便侨置雍州。流民的到来带来了充足的兵源和劳力，无疑更加强了襄阳作为雄据荆楚的前哨重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