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寻阳与荆扬之争
    六朝时期，江东政权虽拥有南中国广大地区，然兵甲财富所聚主要在荆扬二州。其时倚江陵和襄阳为上游重镇，目的自然是欲以荆州为朝廷西藩，以便在外侮来时抗击敌人，扞蔽下游；在时机成熟时北伐中原，收复失土。但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中，还必须兼顾到各世族间力量和利益的均衡，故而对于出镇上游的人选十分慎重。东晋前中期，除陶侃外，出镇荆州的均为王、庾、桓氏等世族高门。从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至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内，出镇襄阳的也是桓氏家族。然而，这些藩镇一旦据上流形胜，又手握重兵，便成尾大不掉之势，潜生觊觎之心。他们依仗着兵强财富，地逼势危，常常称兵拔扈，威逼下游。东晋建立不久，王敦即以清君侧的名义从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向阙，拉开了荆扬之争的序幕。接着历阳内史苏峻叛乱，因扬州兵力薄弱，不得不借助荆州刺史陶侃的力量来平叛。为了改变这种荆重扬轻的军事格局，防范上游藩镇拥兵割据，对抗下游。东晋于平息苏峻之乱后的咸和六年（公元331 年）将原治江北的寻阳郡迁治南岸柴桑（今九江市西南），咸康六年（公元340 年）又迁江州来治，以加强其军事地位。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省寻阳县入柴桑， 此后，皆称柴桑为寻阳。
    寻阳位于长江中下游之交，人称吴头楚尾，中流襟带。它南面庐山和富饶的鄱阳湖平原，北枕大江，东带彭蠡（今鄱阳湖）。沿江矶石嶙峋，利于扼守。经彭蠡溯赣水可达江右重镇豫章（今南昌市）和南康（今赣州），再越过大庾岭，便至岭南。六朝时，这条路线是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主要通道。在其西侧有湓浦。湓浦北通长江，深渊不测，是一内河良港，相传西汉灌婴于湓口筑城，向为滨江戍守要地。在湓口东北的长江中，又有桑落洲可为战守寻阳的据点和跳板。其东有湖口，彭蠡湖水由此汇入长江；湖口东岸，石钟山壁立峻峭，更增添了山水之雄，从而使之成为寻阳东南的巨险。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审视，寻阳物产富饶、地位优越、山水险峻，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在东晋南朝的荆扬之争中必然成为中游重镇。
    但是，寻阳的崛起并未能以缓冲地位来平衡上下游的力量。相反，在东晋中央与地方的斗争中，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谁占有江州，谁就能在军事政治活动中取得主动。于是，当陶侃及王、庾、谢、桓等世族分据荆扬时，在他们中间接连不断地展开了争夺江州的明争暗斗（注：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有关章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至东晋末期，荆州刺史桓玄乘东土饥馑、漕运不济而封锁长江，晋廷被迫下令讨伐桓玄。但因玄据有荆、江二州，他便从江陵举兵，下至寻阳，很快到达了密迩建康的姑孰（今安徽当涂）。刘裕当国后，鉴于前车之辙，为了进一步防范上游藩镇作乱，遂遣亲信刺荆、雍、江三州。宋台建后，更“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注：《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又分荆、湘、江、豫四州之八郡立郢州，以削弱上游之势。齐梁二代也都以宗室近亲出镇上游。然而这些措施同样不能消弥中央与上游藩镇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南朝骨肉相残的斗争中，寻阳继续成为荆扬双方争夺的对象。同时，出居江州的藩镇也往往拥兵滋事，使本不安宁的寻阳战争愈加频繁。自宋武陵王刘骏以寻阳起兵东讨刘劭后，又有江州刺史臧、晋安王子勋及其长史邓琬、桂阳王休范以及齐陈显达等相继为乱，而梁王僧辩讨侯景和隋灭陈也都以寻阳为必争之地。检阅史书，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寻阳无战事的时候甚少。其军事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以上诸镇在六朝时因担负着繁重的军事任务，故显得特别重要。但当建康的首都地位丧失后，它们的特殊职能也就随之消亡。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这些城市有的发展为地区性中心城市，有的却萎缩衰退，总的说来，都不能回复到六朝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