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舶太监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
    市舶太监产生的原因，既有垄断“市舶之利”的考虑（这一点与市舶使相同），又有为封建帝王及皇室搜求“南海宝货”的需要，对此二点，傅筑夫曾言及：（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页。）
    （唐代）朝廷之所以特设市舶使专官，以经营此项贸易，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给皇帝后妃搜求珍宝，以满足其奢侈需要；其目的之二是为了抽取“舶脚”--商税，以裕财政收入。由于是公私两利，故最初市舶使多以宦官充任，搜刮所得，多入皇帝私库，同时又获得一大笔税收。除了“市舶之利”、“南海宝货”是市舶太监产生的主因外，其他相关因素亦不能不考虑。
    笔者认为市舶太监之产生，又与西汉以来中央差遣宦官市物南海（或主持南海贸易）之传统有关。《汉书》卷28《地理志》下“粤地”条的一段记载中外闻名：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志文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及其之后南海贸易之盛况， “表明了中国自古就与印度洋诸国有了贸易关系”，（注：〔荷〕戴闻达著，胡国强、覃锦显译：《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第11页；陈序经：《南洋与中国》，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专刊甲集第一种，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印行，第13～15页。）所言“日南障塞”之“塞”系边境防御工事，“障”指塞上险要之区屯兵置戊之所，（注：劳干：《居延汉简考证补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49年，第238页。）可见系从海防要地、通海港口出海； 对于“有译长，属黄门”之句，或释为“汉武帝专派黄门（即太监）在广州管理这样的贸易”（指海外贸易）；（注：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此据张维华：《晚学斋论文集》收录本，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28页。）或释为“汉武帝时有译长一官，属于黄门”， 以利于“中国同南海诸国的交通”；（注：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9页。）而释为“译长（市舶长）当即黄门侍郎，少府属官”，（注：傅宗文：《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 《海交史研究》1997 年第1 期。）则过于臆断。惠德礼（PaulWheatley）由此认为：汉代“皇帝的宦官廷仆在公海（High Seas ）如何冒险搜求珍珠、琉璃、罕见的宝石和舶来品”。（注：P.Wheatley,Geographical NotesonSomeCommoditiesinvolvedinSungMaritime Trade,Journal Malayan Branch RoyalAsiatic Society,Vol.32,pt.Ⅱ，1959,P.19）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 ）据此比较汉、明事：“《前汉书》（即《汉书》）接着描写公元前二世纪的贸易组织情况。这一情况是很惊人的，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这种惊人的贸易组织，晚到明朝也许还部分地适用”，又说“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起，太监就已被派去从事这样一些海外远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例子，表明中国惯例如此异乎寻常的连续性，以致我们能用某些早于一千年前或晚于一千年后所发生的事，去说明和解释某一特定的历史事实。正如早年那些太监们的际遇一样，郑和之所以受命指挥这几次远征，因为他必须替朝廷承办奢侈品”。（注：戴闻达前揭书第9、28页。）在戴闻达看来，西汉时期黄门译长“入海”、 “市物”与明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惊人的相似，“表明中国惯倒如此异乎寻常的连续性”，询为切中肯綮之论。验证北宋初期“遣内侍八人”、“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市物诸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可将汉、唐、宋、明太监市物南海之传统勾勒出来，对此传统，学界已有过类似的论述，冯承钧说“黄门隶少府，证以唐宋市舶多由中官兼领一事，可以推想汉代通南海者亦为中官”；（注：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 2页。）港台学者认为“译长属黄门，唐宋以来多由中官提领市舶，盖滥觞于汉”（注：石文济前揭文，第2页； 邱炫煜则认为“汉代航海已有朝廷遣黄门（隶属少府），类同后代的中官、近侍内臣等亲自执掌”， 见氏著《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 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所以“追寻汉武帝遣少府黄门下南海的历史端倪，对市舶司初设的底蕴，旨在为皇帝进献‘御府珍宝’，当能得到确解”（注：傅宗文前揭文，第3页。），由宦官掌管海外贸易， “大概更能保证利益落到天子的南库，所以，其后自唐以迄宋、明，莫不皆然” （注：张俊彦： 《古代中国与西非亚洲的海上往来》，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此外，笔者认为市舶太监之产生，与唐代的“宫市”、“宫市使”也有一定关系。对于“市舶使”与“宫市使”之关系，1915年日本中村久四郎《唐代的广东》曾论及；（注：〔日〕中村久四郎著，朱耀廷译：《唐代的广东》，《岭南文史》1983年第2期，第35～36页。）20 世纪40年代，韩振华认为，中唐以中官主领市舶，这些中官亦称宫市使，可说是市舶使的异称，其任务主要是进奉（向皇帝进贡）和收市（为宫廷采购物品），（注：韩振华：《唐代南海贸易志》，载《福建文化》二卷，三期，此转引自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以上论述，说明了市舶使与宫市使存在着联系。
    “宫市”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宗景龙三年（707年）。 《新唐书》卷4《中宗纪》：“景龙三年二月乙丑，（帝）及皇后幸玄武门， 观宫女拔河，为宫市以嬉”（注：中宗宫市在《旧唐书》卷7 《中宗本纪》中记载更详细一些。）。此“宫市”与作为宫廷外出采购物品之举的“宫市”，性质完全不同。 （注：岳纯之：《唐代宫市略说》， 《文献》1992年第1期，第259～262页。 ）后一“宫市”至迟出现于玄宗开元（713～741年）中期。《广异记》载：“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注：《太平广记》卷331 《薛矜》引《广异记》。）此外，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宰相杨国忠曾充“宫市使”（注：（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1《杨国忠诸使》。）。
    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亦有“宫市”。《南部新书》戊集曾记载了大历八年（773年）“晋州男子郇谟”为宫市所害之事， 陈寅恪指出：“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宫市）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期似矣”（注：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4～81页。）。“宫市”最广为人知之时是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韩愈《顺宗实录》、《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均有记载。（注： 国外学者对德宗时“宫市”亦有研究，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页。）而且， 此时的宫市也较以前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前与人为“市”，“随给其直”的买卖方式，变成“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名为‘宫市’，其实夺之”的赤裸掠夺；（注：《通鉴》卷235，贞元十三年条；（宋）范祖禹： 《唐鉴》卷6《德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影印本。 ）主持官员--“使”亦由以前的“官吏主之”易为“以宦者为使”。（注：张艳云：《唐代“宫市”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李东：《唐代“宫市”之补证》，《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575页。）于是，宦官四出，纷然以宫市为名。
    目前就产生时间而言，市舶使尚先于宫市使。但宫市使产生后，有宫市使充任市舶使。唐末来华的阿拉伯商人阿布·赛义德（Abu Sayyid）曾记载了“大变乱”（指黄巢起义军于公元877、878年攻占广州）以前，一位阿拉伯呼罗珊（Khurasān ）商人在广州与“为皇帝选购舶来品的”“宦官”发生了“在象牙和另外一些货品的交易上”的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因而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宦官竟至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拿走了”，日本藤本胜次认为这个宦官是“市舶使”，（注：《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5～117、151 页）桑原骘藏则认为是“宫市使”（注：〔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66 、192页；〔美〕薛爱华（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从史料分析来看，二说均有一定道理。
    可见，宫市使出现之后与市舶使互为交叉。中唐后宦官权力炽盛，故宫市使、市舶使均多为宦官出任，有论者认为：“‘市舶使’的活动不外乎是将京师市场上的‘宫市’活动扩展到了沿海地区的舶来品市场”（注：王贞平前揭文，第329页。），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宫市使与市舶使之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