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束语
    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的四百年中，儒、玄二学与佛、道二教相互与冲突融合，使魏晋南北朝呈现多元文化相摩相荡的壮观景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苦难中催生的玄学、道教和佛教，作为“定于一尊”的儒家的批评者、监督者、促进者，从一开始就对儒家的因“定于一尊”而有可能导致的萎缩和僵化进行了防御，同时，对儒家的厚重、庄严、静穆品格进行了改造。从统治者的立场来说，儒、法思想作为安邦治国之术，是任何一个不准备垮台的统治者所坚持的，所区别者，程度有别、明暗不同而已，在传统社会里，中国是一个皇权专制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儒、法作为统治思想有其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所以“阳儒阴法”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为许多论者所主张。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史的篇什上，一治一乱的治乱循环往复始终是极其重要的篇章。乱世重典，治世德政，或法或儒，因时而异；这里的“或儒或法”也并不存在明确的分野，更普遍的情形是儒法在实际操作中的有所侧重而已，即是所谓的恩威并施、宽猛相济，或曰：霸王道杂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儒、法作为统治思想的历史作用。就实际效用而言，两者都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和政权的巩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从终极价值的意义而言，则儒较之于法，无疑更显出它的仁和敦厚，因而更具有亲和性和同化力。它以宽宏仁爱、温情脉脉的面貌拱卫着最高权力，捍卫着森严的等级秩序，远较法家的猛虎般的“苛政”具有可接受性，尤其重要的是，当儒家站在法家批判者的立场，责其“刻薄寡恩，有失忠信”时，往往予人以大义凛然的感觉，毕竟中国是一个崇尚“人心”和“礼义”而不是一个崇尚“权谋”和“技艺”的国度。这样，在阳儒阴法的格局中，儒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一旦统治者取得了最高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儒家思想往往在统治者的推动下，轻易地便取得了堂皇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其他的思想便成了异端。儒家思想便在这有形无形、自觉不自觉的“独尊”局面中，由于缺乏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容和激活机制而慢慢变成了一潭死水。
    在魏晋以来的开放的时代风气里，儒家失去了它的往日的辉煌，至南朝，儒家虽渐有复兴，但在思想多元的格局里，儒家仍然备受来自各方的冲击，然而，儒家也正是在这多元思想地洗礼中，成就了自己的新生，佛理的繁复精密，玄学的形上思辩，空灵超越，为困境中的儒家注入了新的活力，汇成了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新的文化精神。为宋代理学的开启提供了思想远源。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论述道：“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诚如斯言，那么，在文化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有如一个聪颖而淘气的小顽童，他从两汉那严肃而刻板的学堂里逃学出来，连蹦带跳地走在逃学的路上，尽情地呼吸着外面的清新的空气，以他的赤子之心感悟和欣赏着周围的广阔的世界，干着没有师长和规矩在面前的种种事情。他几乎并未受到什么太重的责罚。在一种比较宽容的气氛中，他得以发展出了某种自由的天性，并对中国文化最终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个清高风骨和追求理想乃至乌托邦的品性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常常呈现出这样的面貌，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便相应地要求思想文化的定于一尊。秦皇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汉武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理学独尊，文字狱的盛行，无不如此。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解，政治一元化的破碎，精神价值一元化也因此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同时也因此孕育着新的文化精神的因子，魏晋南北朝便是在一元破碎的社会的巨大震荡中，在人们普遍的“悟兴废之无常”怨愁的心理失落中，在对固有的一元精神价值的怀疑和批判中，发展出的一种生机勃勃的多元化的精神文化。
    多元的文化产生多元的思想，思想的多元化碰撞正是它成就其精深和博大的重要条件，在我们致力于从传统走向现代和未来的今天，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借鉴的。
    收稿日期：1999-9-10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宗白华。美学散步[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