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中，大多认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中间应经过一个过渡时期。但对于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问题，却因为它被视为乃按事物的常理自然可推出的逻辑结论，几致被人们忽略，因而关于过渡时期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几乎无人对之进行过较为专门的具体论述。虽然有些学者曾著文专论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问题，并且也有人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认为原始社会的晚期父系氏族社会，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父系氏族社会的结束，就是过渡时期的完成，也就是奴隶社会的开始，①但同样未曾详论过渡时期的必要性问题。只是此过渡时期的原始社会晚期说，很值得注意。可以说，至今为止，这仍是一个值得提出和应予解决的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必须伴有过渡时期？为此，首先需阐明我对过渡时期的看法。
    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之间的国家形成过程，就是所谓过渡时期
    顾名思义，所谓过渡时期，应指横亘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交部分，具体说，它的开端应始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其终结应止于奴隶社会的初期。由于原始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也就是氏族制被国家所取代，因而可以选定国家作为这个转变的集中标志。在此转变中必然会出现衰亡中的氏族制与诞生中的国家并存的时期，如马克思所说：“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和以领土与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并存；后一组织在二百年的时期内逐渐代替了前者的地位。”②由于氏族制与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对立，致使“在氏族制度之上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或国家”，③因此，国家“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④按，这种氏族制与国家并存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后者在产生的过程中，必须部分地靠对前者的继承改造来发展和充实自己。任何新制度的形成决不是对旧制度的完全否定，而应是有取有舍的扬弃过程，如恩格斯就曾对国家的形成讲过这样精到的见解：“（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⑤但这种氏族制与国家并存又最终使后者取代前者而完全形成的过程，决不局限于原始社会末期。如上文所举马克思讲的二百年时期，基本相当于古罗马史上的所谓王政时代，也即通常所说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古希腊史上的英雄时代即荷马时代，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军事民主制时期是旧的氏族制机关与形成中的国家并存的时期，但此两者并存的时期并未与军事民主制相终始。
    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之后，又经过公元前8-6世纪二百年左右充满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时期，氏族制才由于经过不同形式的变革与改造而渐趋澌灭，在雅典经克利斯梯尼改革之后最终形成奴隶制国家。古罗马在王政时代第六王塞尔维乌斯的改革之后，基本上形成罗马国家，又经过王政时代的最后一王高傲的塔克文，罗马古代史进入共和国时期。但此后又经历了二百年左右共和国早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才最终因被拒绝于氏族社会这个已成特权封闭圈之外的广大平民的胜利，进一步清除了旧的氏族制影响，而使罗马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完善起来。⑥由此可见，古希腊、罗马在军事民主制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时期，国家才最终取代旧的氏族制而接近完成。
    有一点应在这里提出来加以特别注意，即雅典经克利斯梯尼改革而最终进入国家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同波斯人较长时期的大规模战争，使新生的国家经历了一场战争的考验与锻炼，雅典也因此进入全盛时期。罗马在共和国早期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向外进行武力扩张的势头，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发展，罗马国家也日渐强大起来。战争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都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如列宁曾讲过，即使是某些残酷和灾难性的战争，也会“促进人类的发展，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⑦在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一些西方学者也多注意到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有关国家起源的战争理论。⑧虽然希波战争在希腊来说主要是抵抗入侵者的正义战争，罗马的对外扩张是侵略性战争，二者性质不同，但它们对刚刚诞生不久的国家制度的完善，以及对旧制度成分的荡涤肃清，无疑都会起很大作用。这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国家起源问题中，特别应予注意的。
    如前所言，按马克思的说法，军事民主制时期是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和以领土与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并存”的时期，因此，虽然军事民主制在本质上仍是氏族制的管理机构，但同时也已出现向国家过渡的因素。恩格斯在谈到罗马的王政时代时，曾说此时“自然产生的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又说“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扩大自己的权力”，⑨就已具体地指出了这种过渡因素。所谓“自然产生的贵族”即指氏族贵族。可以说，在军事民主制之后，直至国家产生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氏族制成分仍以残余的形式在国家制度中保存了一段时期，而且主要是通过进入到国家机构中的氏族贵族延续下来的，这可举罗马的元老院为例。
    罗马的元老院始终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构，但它的组成成分最初曾经历了性质上的转变。元老院的前身是军事民主制下的议事会。从传说中的罗慕洛建立元老院起，受到封赐的氏族贵族成为元老院成员的来源，元老出自各个氏族的族长。由于共和国早期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使平民争得了担任官职及与贵族通婚的权利，于是原来由纯粹的氏族贵族把持元老院的局面发生变化。这时不仅在国家机构中增设了平民官职，而且富有的平民担任高级职位之后，在任满时可以进入元老院；同时，借助于通婚的方式又使他们与原有的贵族融合，于是形成两者合流共同把持元老院的局面。但富有的平民与原有的贵族融合之后，使罗马贵族阶级的社会成分与性质发生变化。因为如此形成的“新贵”已具有新的社会意义，同原来纯粹由传统血统关系决定其身分的氏族贵族有很大区别，并由此导致氏族贵族的概念开始消失。罗马贵族阶级在社会成分与性质上的改变，使原来氏族贵族通过把持元老院而带给罗马国家的氏族制残余，也因之基本上被根除。
    上面的论述说明，从氏族制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开始，直至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制度的完全形成，其间确实存在一个氏族制与国家并存而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过程。这两种成分并存和终至有一者被取代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时期是出现在氏族制与国家交替的过程中，它开始于氏族制末期，完成于奴隶社会早期；不仅其首尾横亘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而且又向两个方向稍有延伸。因此，那种把过渡时期归结为原始社会晚期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这里有必要对国外学者在国家起源问题研究中的有关论点，稍加评述。
    国家虽然不能完成于原始社会，但若从历史的眼光观察，国家的起源却需要溯自原始社会。因此，随着人类学、考古学的发展，不仅更增加了人们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兴趣和条件，而且还出现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一些学者多使用有关“国家”的概念，来描述和概括在原始社会晚期开始发生变化的社会管理组织的性质。如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著作中，称军事民主制为“简单组织的部落国家”。⑩又如在西方学者中所使用的“史前国家”、“原始国家”等概念。它们的被使用，主要是在以下的两个意义上。第一，所谓“原始的国家”是对“次生的国家”而言，亦即指没有外在影响而从原始社会中自发产生的国家。这样，可以通过对所谓“原始国家”的研究，探寻有关国家起源的内在性基本规律，因而此观点有其合理的成分，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为我们接受的。如恩格斯曾称雅典国家的产生，“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主要就因为它是在没有外在因素干预下，“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11）近年来中国的学者提出，恩格斯关于雅典国家的论述，对某些苏美尔城邦的形成也基本适用，（12）如考古学的研究证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捷姆迭特·耶色文化向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前后有渊源继承关系，从中可见系统的、具体的历史上城市之起源，即如何由村而镇，由镇而小城市，由小城市而大城市，并通过此系列演变过程中在人口数量，主要是在居民关系的变化上，进一步观察到文明与国家的出现。因而，以苏美尔为例来讨论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主要就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索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最早国家，是如何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村成长起来的自然演进史。（13）总之可以认为，所谓“原始国家”、“史前国家”等概念的提出，应反映了学者们对探索国家起源的一般性规律方面的注意和所取得的成就。第二，有关“原始国家”的情况，都先于复杂文字而出现，因而对它的研究了解，就不得不更多地依据史前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如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蔡尔德看到，在有最早的历史记载时，国家就已存在了，因而他认为国家的最初发展是一种史前的现象，故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分析国家的产生和发展。（14）在蔡尔德以后至今，在有关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在方法上已越来越表现出主要依据考古学材料的倾向。西方学者在使用“史前国家”、“原始国家”等概念时，显然是为了使之同有史时期真正形成的国家制度相区别，而不是认为国家的形成过程可以完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如塞维斯曾使用“原始国家”的概念，并指出它“是连接前现代国家和酋长制水平的社会间的产物”。（15）由此可见，一些西方学者也把国家的形成视为一个演进的过程，此过程之始发生于史前的原始社会之末，其完成在进入到有史时期的文明社会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