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启夺得世袭王位权力的同时，便开始着手组织创立王朝的政权机构。据《战国策·燕策》载：“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启在夺取世袭王位之前，已经培植起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个人势力集团。所谓“支党”当类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古代德意志人的扈从队制度。扈从队的成员后来基本成为王朝的贵族达官，并在最高军事首长变成国王时，“构成了他的宫廷”。（25）但王朝机构的设立，在最初只能主要是用“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的办法来创建。据《尚书·尧典》舜命二十二人，可见尧舜部落联盟时代管理机构的大概。如所设有司空、稷、司徒、士、工、虞、秩宗、纳言，命夔典乐的“乐”，其他如掌观象授时的羲和四子等。如所述可信，其中较多的职掌成为后世职官的来源。（26）在最初，无疑为夏王朝创立奴隶制国家机构提供了取资的方便。在夏代的机构设置及有关制度上，确可见对部落联盟机构的沿用改造迹象。《左传》昭公四年椒举历言六王二公会诸侯之礼，第一事即“夏启有钧台之享”，其实此乃对“禹合诸侯于涂山”式部落联盟大会的沿用。定公六年薛宰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按，这是由原来各部落首领担任联盟公职的旧法转变成的设官任职之法。《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是原来联盟机构中的稷官也为夏人袭用。据《尚书·甘誓》有六卿，《左传》哀公元年载少康逃奔有虞，为图恢复曾“收夏众，抚其官职”，可见夏代的职官设置经夏初的经营，已有相当规模。但是，在夏代国家机构的建设中，哪些是对氏族机关的改造部分，哪些是新设置的部分，及其最后接近完成在何时，由于史载缺略，已难详考。唯一可以断言的是，这种承旧启新的王朝建置工作，绝非夏启一朝所可全部完成。因为下面所举羿浞构乱一事证明，夏初国家显然处于尚未完全成熟的发展中阶段。
    由于刚刚建立的夏王朝处于众多部落邦族的包围中，因而必然使它的形成发展受到若干影响。
    在夏王朝统治所及的广大范围内，仍存在着一些还处于部落阶段的臣属邦族，亦即所谓的诸侯。如有扈氏、有穷氏、伯明氏、斟灌氏、斟{K1C201.JPG}氏、有鬲氏等等，其中多是处于部落阶段的邦族。但无疑，夏王朝的统治渗透及因此对它们产生的政治诱导作用，必然促使他们逐渐由部落邦族向国家化的列国诸侯转化。但这是一个伴随着斗争的过程。如其中有扈氏，应是夏统治范围内的异姓部落。（27）据《淮南子·齐俗》谓：“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不知宜也”，高诱注：“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是有扈氏发兵反抗启，乃执禅让制的旧“义”反对传子制的新“宜”。这显然从观念上反映了它还处于部落的阶段。又如有穷氏，其首领羿，《左传》襄公四年载羿代夏之事。羿善射，因又有羿作弓之说。（28）据《说文》弓部：“{K1C202.JPG}，帝嚳射官，夏少康灭之。”段注以{K1C202.JPG}与羿“古盖同字”。是羿名应得义于作弓善射，{K1C202.JPG}或是其本字。羿又称有穷氏，据《说文》：“弓，竆也，以近竆远者，象形。”是有穷应即有弓。又《说文》邑部：“{K1C203.JPG}，夏后时诸侯夷羿国也。”按，窮、竆、{K1C203.JPG}本皆一字的分化异写，其初义应得于发明弓矢及善于射猎的部落专长。其他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诸书所载，也可证羿本是一善于射猎的古老部落的首领。有穷后羿代夏一事，适可证当时众多的部落邦族由于其军事民主制下的进攻性，对于夏王朝形成很大威胁。《左传》谓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终至被阴谋的寒浞所取代。羿、浞构乱反映了氏族制旧势力对新生国家制度的破坏。由于新建立的夏王朝尚处于发展中的不成熟阶段，故在此来自氏族制旧势力的攻击下一度中辍。夏代也曾对东方夷人诸部进行一些征战，但这显然是对落后部族的简单征服。这些战争无论在规模上、性质上，以及所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上，都无法同前面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国家产生之初的战争相比。这也许是夏代国家在产生过程中的发展，不如希腊、罗马对氏族制旧制的扫除深入彻底，因而也较之更多氏族制残迹的一个原因。总之，由于夏人是最早进入国家的中原王朝，又处于四周落后邦族的包围中，不能不在其发展中受到各种不利的影响，以致延缓其臻于完全成熟的过程。
    从夏代世袭王朝的建立形成可以看出，夏后启用暴力夺得世袭王位的权力，不过为世袭王朝的建立奠下一块基石，因为当时不可能立刻形成一个各方面都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为之服务；而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只能部分地利用和改造原有的部落联盟机构，以完成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创建过程。夏代的历史又表明，不仅在王朝体制的建设上，还需要花费些对联盟机构的沿用改造功夫，而且在夏王朝统治所及的臣属邦族中。也存在着相当的部落需要在它的统治诱导下向列国诸侯体制转化。处于夏王朝统治内外的众多部落的落后性，必然会给夏初国家的发展，带来各种不利影响。因此，就已掌握的材料分析推断，由于王朝内外的各种原因，至少在夏代初期较之奴隶制国家的完全形成，还有一段距离。由此夏代的例子说明，世袭王朝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国家的形成决非一蹴而就。
    综括起来说，无论就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及其最终确立，还是就王权因素的最初出现直至王朝机构体制的全部形成，国家的整个演进过程决定，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
    注释：
    ①见孙淼《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译本，第209-210页。
    ③同②第10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4-165页。
    ⑤同④第105页。
    ⑥恩格斯说：“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贵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