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初的国家形成过程决定了过渡时期存在的必要性
    由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集中标志是国家，而国家由最初产生到完全形成又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决定了过渡时期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生产关系乃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国家则是为一定生产关系服务的政权组织机构。因此在研究国家的形成问题时，特别需要联系生产关系方面的有关内容进行考察。根据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最终确立，必须经过社会革命的途径才会得以完成。在阶级社会里，尽管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在原来的旧社会胎胞里孕育、发展和成长起来，但这绝不等于它的最终确立，不需要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经过一场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使之获得法定的社会主导地位。这里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国家政权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道理很明白，任何发生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最后总要借助于政治革命的配合才能最终完成；而新的生产力的真正发挥，也往往是在新的国家政权建立，并使新的生产关系取得社会法定的支配地位之后。例如，在探讨工业革命的兴起时，人们常常只注意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仅仅视之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因而导致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早在17世纪以前，英国就已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商品经济非常发达。但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英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是在17世纪中叶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的事情。因此把大工业的兴起仅仅看成是经济本身的增长是十分片面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英国17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本主义国家政体，它对经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系列迫使小农经济瓦解，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兴起的法令，是资产阶级政府颁布实行的。（16）这个例子证明，任何发生于经济领域的变革，必要有相应的社会政治革命的配合。在革命之后，还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进新经济关系的确立。
    当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之后，它为使自己取得在经济关系上的主导地位，必然要求在政治上的支持力量，这是最初导致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提到古代东方社会在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时，往往涉及水利灌溉工程的问题。因为“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17）因而最初的国家对水利灌溉工程的控制，是它保护和推行刚刚建立起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之一。最初的发展应该是这样，由于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灌溉事业归农村公社统一管理，结果导致初期管理权的集中。当国家出现之时，它不但继承了以前对灌溉事业的集中管理权，而且还力图使之强化以进一步加强控制农业生产，就是说，为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推广确立，新形成的国家必须要这样作。因此，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原始社会晚期的出现，并不是过渡时期的全部内容，因为它还必须借助最初出现的国家力量的推毅，才能最终确立。另外，不仅从氏族制向国家转变的演进过程的一部分已经超出氏族制的范畴，延伸成为两种制度间交互并存时期的过渡阶段，而且当王权的因素最初显露出来之后，直至为之服务的国家机构全部形成之时，这期间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可以结合中国古代夏代国家的形成事例予以说明。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袭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最后形成，因而认为夏代世袭王朝的建立，就说明夏代国家机构已经形成。此讲法太笼统了。因为如果简单分析一下，世袭王朝的构成，至少要有世袭王位的权力及为之服务的王朝政权机构这两种基本要素。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按照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首先产生的是世袭王位，然后由于王权的需要开始组织建立奴隶政权机构。因而世袭王位的出现，并不等于与之配合及为之服务的政权机构也立刻同时形成，这还需要一个组织建立和逐渐完备的过程。
    如恩格斯所说，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掠夺战争加强了各级军事首长的权力，并使他们僭取了世袭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由此必然引发下一个变化，即氏族管理机构开始部分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国家。恩格斯所说“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在另一处则称之为“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18）很值得注意。因为，虽然最高军事首长是“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但他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王，距离真正王权的形成还有一段差距。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史学家，一般把希腊古代史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即王政时代，贵族政治时代，此后一般又经由僭主政治而进入民主政治时代，如雅典就是如此。此所谓王政时代即军事民主制时期。在古希腊、罗马史上，王政时代的军事首长在试图夺取大权而变为真正的王时，就被贵族体制取代了。从此，由议事会蜕变成的元老院（贵族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就是被法国史学家古朗士所称之为古希腊、罗马史上的第一次革命。（19）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也说：“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纂夺了。”（20）由于古希腊、罗马史上的这个重要变革，避免了君主制前途而发展为城邦民主制。我们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从“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萌芽发展为奴隶制国家，中间还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说古希腊、罗马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萌芽，没能发展为世袭王朝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未能形成一个与之配合及为之服务的政权机构。而当军事首长在试图这样作的时候，他就被取代了。这个机构不可能是军事民主制的，因为它既赋予军事首长以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也同样使之受到并存的议事会与人民大会对他的监督和限制。于是军事首长只能转向氏族制之外，去寻求一种新的制度来发展个人权力。这种权力的造成，首先必须用攫夺的方式取得王位并确立世袭王位的制度。
    以中国古代为例，虽然世袭制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但从世袭制到世袭王位制度的形成，仍需经历一个过程。如有崇部落的首领鲧传子禹，就说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氏族首领的地位已可世袭继承，但联盟首领则仍需禅让传贤亦即推荐选举，而不得父子世袭，是以尧授舜，舜授禹。至启继禹而立，则联盟首领亦应选举这最后的氏族民主制原则也被世袭制取代了。夏后启用暴力篡夺的手段奠定了世袭王位的制度，并开始为夏王朝的统治，致力于组织创立奴隶制国家机构的工作。考《论语·八佾》、《孟子·滕文公上》、《考工记》及《礼记·檀弓》、《祭义》等古代篇籍，在说到夏、殷、周三代时，总是习惯地称“夏后氏”、“殷人”、“周人”，是可见夏代同殷周相比，在称号上有其特殊之处。（21）又据战国以前书，称启为夏后，却不见夏后禹之称，（22）是启乃夏代君主称夏后的第一人，此外，在较早的记载中亦多见夏代君主称后者，（23）可见自夏启始，“后”成为夏代君主的称号。那么，何为“后”呢？据《说文》：“后，继体君也。”是“后”乃继父为君者之称，所谓“继体”即《仪礼·丧服》“父子一体”之意。据古书记载，禹曾传贤于益，启又从益夺得继位的权力，（24）即是说，启是第一个以子继父的身分夺得王位的，于是就把这个“继体君”的称号加之于他，并成为以后夏代君主的称号。以子继父的世袭制代替传贤的禅让制，乃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于是“夏后”的称号具有纪念此事的非凡意义。此应即“夏后”一名的来历，及三代之中何独夏王称后的原因。总之，夏后的名号应标志着自夏启开始，世袭王位制度开始确立这一重要历史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