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纂修本朝史的活动中，万历年间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由礼部尚书陈于陛建议发起的官修纪传体“国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在以往的有关明代史学史论著中，虽然有所提及，但至今还没有专文详细考察。本文拟就这次修史活动的三个方面，加以论述，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适时的建议
    陈于陛正式上疏提出编纂纪传体本朝史，时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①。这是及时的适应客观需要的一个建议。
    自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于陛上疏建议纂修“国史”，朱明王朝的统治已经经历了二百二十五年。在这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内容。对这些历史内容加以系统、详细的记载，很有必要。
    中国是富于修史传统的国家，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修史，明朝自然不能例外。自建国起明朝就有官修本朝史的活动。为了修史还设有史官之职，其史官最初“重文学，不拘资格”，“宣德后，专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②除了官修之外，还有私修本朝史书者。南宋时曾禁“私史”，而明朝虽不公开允许私人撰写本朝史书，但也无明文禁止，③因此当时私修本朝史者甚多，特别是进入明中叶之后更多。由于既有官修，又有私撰，所以到陈于陛提出编纂纪传体本朝史时，早已有许多的关于本朝历史的书籍问世了。如果将《明史·艺文志》二《史类》中“正史”、“杂史”、“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等七小类所载，完成于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的官修与私撰本朝史书加以统计，可以得出224部的数字，而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因为《明史·艺文志》二《史类》所收的书也并不完全。如李默的《孤树裒谈》、徐祯卿的《翦胜野闻》等书即未著录，实际上这些书在万历二十一年陈于陛上疏前就已问世。这种统计尽管并不完全，但也可充分说明当时所撰本朝史书数量之多。
    既然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已经撰写出了大量的本朝史著作，那么陈于陛提出上述建议，是否还有必要？这要看一看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已经撰写的官、私本朝史著作的质量和价值如何。
    首先从官修史书来看。当时官修的有关史书，其质量高、作用大者是历朝实录。这些实录虽然内容相当丰富，但缺乏系统整理，事件首尾、人物本末等皆不能备。另外，由于受政治气候和秉笔者态度的影响，歪曲事实之处屡见不鲜。这一点已经历来史家多次批评，不必多赘。实录这一最主要的官修史书既然如此，其他官修史书就更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私撰史书看。当时的私撰史书，有的因缺乏史学修养，“轻信而多”，或“好怪而多诞”，有的因作者居心不妥，“挟郄而多诬”。④这样的史书显然也不能算作详细、系统、理想的著作。
    嘉靖以后，面对官、私修史书质量不高的状况，已有部分态度严肃的史家出而进行批评，并力图加以纠正，写出了高质量的史书来。郑晓和王世贞就是这样两位史家。郑晓曾撰《今言》一书，其中对有关本朝史的官、私修著作中许多谬误之处作了考订。王世贞曾撰《史乘考误》十一卷（收在《山堂别集》中），对有关本朝史的官、私史书也作了大量的纠误工作。但是，由于受到人力物力的限制，加之前人所作准备工作不充分，所以他们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写出一部十分理想的本朝史来。如郑晓曾写《吾学编》一书，虽然是一部经过严格考订，内容相当可靠的史书，但篇幅不大，明朝人曾评论它“实而未详”，⑤这便使其价值大打折扣。
    万历二十一年以前已撰写出的有关本朝史的官私史书皆不够理想，这就使陈于陛的建议，不能不说是十分必要的了。
    陈于陛的修史建议不仅是适应客观需要的，而且从资料方面讲，也是完全有条件实现的。以前编写出的官、私史书，若就史学编纂的最终产品讲，都不是高质量的，但若从提供某一方面的历史资料的角度讲，又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由于它们数量极多，倘将之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就可说是为写一部系统、详细、高质量的史书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关于此，陈于陛在建议修史的奏疏中就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说：“实录有圣德之总叙，宝训皆列圣之渊猷，此外有御制文集，有《圣政记》、有《皇明诏制》及诸臣所编如《大政记》、《昭代典则》、《孤树裒谈》、《宪章录》、《鸿猷录》之类，参以《三朝圣谕录》、《前后北征录》、《天顺日录》、《典铨表》及《列卿表》之类，更加考订增益，即可以为累朝年表，制书如《一统志》、官制如《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明伦大典》之类，诸司列布者如《宗藩军政条例》、《会计录》、《太仓考》、《漕河图志》、《海运编》、太学马政盐法志之类；四方形势如《广舆图》、《九边图说》、《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炎徼纪闻》、《殊域周咨录》之类，折衷以实录、会典所纪载，参以《衍义补》、《名臣经济录》、疏议之书，《吾学编》中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夷、北虏诸考述，即可以为国家诸大志。实录中有后妃事迹，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传，益以开国、靖难功臣录、《群志备遗录》、《名臣言行录》、《名臣纪》、《殿阁词林记》、《琬琰录》、《今献备遗》之类，其诸高逸学节等目，更采摭于郡国志，即可以为国史之列传。”⑥
    编写史书时，除了文献资料之外，口碑资料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编写本朝史时，口耳相传的口碑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但口碑资料是很容易失传的。此外，文献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失传的可能性。所以写史的著者及时行事，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角度讲，陈于陛在当时提出修史建议，实为非常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