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丰硕的成绩
    这次修史活动自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丁未（二日）⑦正式开馆，到万历二十五年六月癸未（二十四日）因故停止。前后历时二年另十个月。据《明神宗实录》所载，参加这次修史活动的主要人员，至少在57人以上。并且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史学大家，除陈于陛之外，象余继登、焦竑、冯琦、董其昌等在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都参加了进来。由于写作队伍人数多、质量高，所以这次修史活动取得的成绩相当可观。其主要者有如下数项：
    第一，写出了本纪（包括皇后本纪）和各志，其中各志有二十二篇。《国榷》卷77记载这次修史所取得的成果说：“所撰各帝本纪、皇后本纪、各志俱就。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籍、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志凡二十二。”这段话中所记的篇目，总数是二十二，而所记的具体志目，只有二十一。这个小矛盾乃漏文所致。谈迁的另一著作《枣林杂俎》中有“陈于陛修史”一条，其中也记了这次所修各志的情况，其总数同样是二十二，而具体志目与《国椎》所记也完全相同，惟“漕渠”二字作“漕运、河渠”。由此看来，具体志目确实是二十二，与总数并不矛盾。
    第二，开始撰写列传，并已完成少数卷篇。据《枣林杂俎》“陈于陛修史”条及《国榷》卷77记载，这次修史，其列传部分，共拟定二十六类对于这二十六类曾否写出，史书中所记不太一致。于这次修史停止之前数日入史馆的朱国桢说是正当“拟修列传”之时，这次修史因故而“奏停”⑧。谈迁在《国榷》中所记为，当停止这次修史时，“方事列传”⑨。另外，在《国榷》正文中记述了这一内容后，还附有谈迁的一段评论，其中说：“余尝读（这次修史所写）典礼、河渠、兵制诸志及本纪，列传间见数首（卷），多芜率，望之靡靡。”⑩由上文来看，谈迁亲眼看到了数首（卷）列传。可见，这次修史部分确已开始撰写列传部分，并有了部分成果。不过，所写的列传数目，不会太多，因为谈迁所看到的仅是“数首（卷）”，而且甚为粗糙。朱国桢已身入史馆，倘所写列传甚多，不可能绝不知道，只有在数目较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因初入史馆而不知其事。
    第三，收了编写明史的大量资料。这次修史尽管全书没有完成，但有关资料却收得相当完备。对此前人多有评论。如万历四十四年南京人顾起元叙述其事说：“于是取累朝训录、方国纪志，与家乘野史，门分类别，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传，毕登于简，一代史材，犁然大备。”（11）大致与顾起元发出这一评论的同时，钱塘黄汝亨也指出：“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下及齐谐小说，靡不诠择。”（12）
    以上所述三点成果，乃是就数量而言。而要充分了解这次修史的成绩，还应就其质量加以考察。关于这次修史成果的质量，前人多有不满之辞，前面已引用的谈迁的“多芜率，望之靡靡”，即为一例。再如朱国祯说：“陈文端（于陛）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按“二十二”之误），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余言。未几，文端死，各志草草了事”。（13）而实际如何呢？今天已经不能见到当时所写的全部稿件了，但尚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其一为焦竑所撰《国史经籍志》，其二为焦竑所编的《国朝献征录》。如果对这两部书加以考察的话，得出的结论与上述谈迁、朱国祯的看法，将是大不相同。
    首先看《国史经籍志》。如所周知，自班固撰《汉书》而设《艺文志》著录图籍之后，历代纪传体史书中多沿其例，形成了目录学中的所谓“史志系统”。焦竑《国史经籍志》一书即是沿着这一成例而编撰出来的。对于此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甚低，说它：“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并基于这种评价将其抑入存目。其实在编撰史志目录时，抄袭旧目，不论存亡，历朝“大都如是，未可专以诟焦氏一人。”（14）《四库全书总目》的这一不公正态度，究其原因，殆因焦竑与“异端之尤”的李贽关系密切，所以被一些正统的理学家所讨厌，作为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自然不能不以病其人而及其书。实事求是地说，焦竑的这部《国史经籍志》有一定的缺陷，但也有值得重视的优点。
    《国史经籍志》的缺点，除了沿用旧例，“丛抄旧目”，“不论存亡”之外，还有一些学术上的误差，如有的误一人为二人，有的对人物的断代不甚妥贴，清人伍崇曜曾指出：“若以移刺楚材与耶律材，周权与周衡，俱为二人，揭傒斯与揭曼硕重出，赵孟坚入元人，则无取耳。”（15）另外，所收书籍，尚有若干遗漏，为此，清人宋定国、谢星缠曾根据《传是楼书目》、《读书敏求记》等目录书加以补充，成《国史经籍志补》一书。
    《国史经籍志》的优点，主要是注重分类。焦竑曾说：“部分不明则兵乱，类例不立则书亡”。从这一看重分类的思想出发，他在撰写《国史经籍志》时对分类下了很大功夫。全书采用了三级分类法，第一级为大类，大类之下为小类，小类之下又根据需要设置子目。小类之下的子目虽非全设，如制书类的四小类之下，均未设子目，集类的制诏、表奏、赋颂等小类之下，也未设子目。但小类中设子目者甚多，且大多相当详细，仅举史类下的“正史”小类为例，其下设子目达二十个之多。《国史经籍志》在分类上，“远规刘向，近法郑樵”（16），虽非独创，但却是继承了我国古代关于目录学研究和实践的优秀成果。分类十分详细而明确，既便于反映图书的内容的性质，又便于查找，对于指示读书门径，实是大有作用。
    《国史经籍志》在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还对前人的缺陷注意纠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日晕五星之属列天文，薄蚀彗孛之比入五行”，而焦竑认为“七曜等耳，而分为二志，疑于不类”，所以在《国史经籍志》中“一定为天文篇。”（17）另外，在《国史经籍志》的全书之后，焦竑还特撰“纠谬”一篇，专门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宋《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历代主要目录书在图书列入类别上的错误进行纠正，其说虽难免有误，但不少意见相当可贵，如批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列“南北史”入杂史而误而主张列入“通史”，就很有见地。批评《隋书·经籍志》以《皇览》入杂家为非，主张改入“类家”也属正确之见。焦竑这种敢于大胆纠正前人失误的做法，使得《国史经籍志》在分类上有了超越前人之处，对若干书籍的分类处理更加科学。
    《国史经籍志》还应特别加以重视的是写了许多按语。这些按语除制书类是在大类之下总写一个之外，其余四大类大体是每一小类之下写一按语，大类之下不再撰写。按语总数共四十九个。这些按语，有的叙述某类（或小类）书籍的始末、沿变，有的论述该类图书的价值，有的解释某种具体书籍的分类根据，有的说明本类图籍的排列依据，对于读者明白学术源流及使用本书等，帮助实在不少，四十九条按语的撰写，大大提高了《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这部书的优点远远超过了它的缺点，它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有价值的目录书。正是因为如此以前虽有《四库全书总目》那样不公平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实事求是的肯定，如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即“谓其整齐有法，有可节取”，清道光时学者伍崇曜也指出：这部书“亦未尝不足为读史者考镜之资。”（18）此外，这部书写成后，还在实践上为学术界作出贡献，如清代“通儒”钱大昕在撰写《元史·艺文志》时，即于“是书采获颇多”。
    其次看《国朝献征录》。《明史》卷288 《焦竑传》在谈到焦竑参加这次修史活动时，没有提及此书。其原文是：“（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欲（焦）专领其事，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但此书实为焦竑参加这次修史活动时所编，据万历时人顾起元和黄汝亨为该书所作的两个序言可以看出，在史馆停开之前，此书已完成大半，或基本编成。《明史·焦竑传》之“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一语，殆是仅从“撰”的角度而言，并不论及“编”的方面。
    至于《国朝献征录》一书的价值，起码有如下三点应予注意：
    第一，收录人物数量繁多。顾起元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近若丰城之《列卿记》，琅琊之《弇山别集》、《琬琰录》皆有意宪章，博为之地，虽未能如海盐之撰《征吾》、《今言》为全书，然传诸艺林、蔚称秘典。若举一代王侯将相贤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迹，巨细毕收，毋患堙薆，实未有若淡园先生之《献征录》者。……多至百二十卷，盖其目广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琬琰》者什七。”这段话指出了《国朝献征录》一书收录人物数量甚多的一大优点。若对其收录人物情况作一具体统计，可知总数竟达3526人，这还不包括书中所收《四夷》。这确是空前的，在此以前的专记明代人物的著作，没有一部能赶上它。
    第二，所收人物时间跨度大，1986年10月上海书店影印此书时加了一个“出版说明”，其中说：“是书搜罗有明洪武迄嘉靖二百年间名人事实，各系小传”。这是沿袭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此书时就曾说过：“是书采明一代名人事迹”，“自洪武迄于嘉靖”。（19）其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该书收录人物的时间范围，其上限确实起于洪武，即明开国之初，但下限却是到万历年间，如死于万历年间的陈于陛、刘虞夔、余继登等，该书就收了他们的墓志铭或行状。这样广泛的收录范围，是以前同类诸书所没有的，也说明作者在编写此书时，是尽了其最大的可能，这一精神诚为可敬。
    第三，材料经过一定程度的挑选。在谈及采取材料的质量时，顾起元说此书：“至折衷是非、综校名实，阙疑而传其信，斥似而采其真，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先生此实有独鉴，异于徒事网罗、靡所澄汰、爱奇好异、惑滥情实者矣。”（21）黄汝亨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其迹该、其幽阐，其是非辨，而折衷严。所谓国体民瘼、世务材品，犁然而具。明主所与、文武将吏行事之实，庶几无缺。后王法之，群工遵之，则太平之略也。名山副之，金匮藏之，则良史之材也。不其盛哉！”（22）顾、黄二人对该书所收材料的评价甚高。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评价，难免有溢美之处。它不过是把有关的资料汇集一起，说它严于“折衷是非，综校名实”，就不免有所美化。但这部书在采录资料之时，也确实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挑选，从这个角度讲，顾起元和黄汝亨的上述评价，又是基本可信的。如郑晓是明中叶著述严肃的史学家，其本朝史著作《吾学编》虽有内容简略的缺点，但却比较可靠。对于这部书，《国朝献征录》就非常注意收录其有关内容，如宗室部分，就是主要采自《吾学编》。记载明宗室的书并非独此一家，而它之如此重视《吾学编》，显然是经过挑选的结果。
    《国朝献征录》也有一些粗疏不妥之处。比如，少数人物出现了一人两见的现象。张润即是一例。该书卷27收有聂豹所撰的张润墓志铭，而卷292 又收了摘自《明世宗实录》卷407的张润传。这些粗疏无疑应予批评。但它们与其优点相比， 远不如后者重要。
    总上所述，在陈于陛主持的这次修史活动中编撰出的《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两书，质量都相当高。由此推想，这次修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在质量上不应该是低劣的，起码对其中的一部分不应如此说。
    数量丰硕，质量颇高，陈于陛主持的这次修史活动成绩，诚应大加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