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辍修的原因及其影响
    陈于陛主持的修史活动，到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在未撰出全书的情况下停止了。其中辍的原因，《明神宗实录》卷311记为宫中失火，当时人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卷上“实录”条中，也记为“会三殿灾奏停”。宫中起火，对于修史有所影响，是有可能的。但是，修一部史书耗资有限，当火灾之后，修史活动竟至不能继续进行。当有另外的原因。
    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礼科给事中汪若霖有一个关于修史的奏疏，其中提到陈于陛主持的这次修史活动的停止时说：“大学士陈于陛请成正史，条画甚明，奏旨编研，业有端绪。而于陛既没（笔者按：陈于陛死于万历二十四年），同列害成，遂使九重懿轨，弃于半途。”（23）汪若霖在这里提出了“同列害成”之因，但“同列”所指何人，并未具体说明。谈迁将“同列”具体落实到两人，一是沈一贯（24），一是张（25）位。汪若霖与谈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张位与沈一贯，都是完全可能因嫉妒而为这次修史活动制造障碍的人。张位于万历十九年九月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二十年四月正式入阁办事。沈一贯于万历二十二年五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年十一月正式入阁办事。到万历二十五年，内阁大学士除他们二人外，还有首辅赵志臬，但赵志臬年事已高，“柔而懦”，政事实际上多由张位、沈一贯裁决。（26）这两位掌握了朝中大权的人又都是心胸狭隘之徒。如张位、史书中说他“有才，果于自用，任气好矜”。（27）再如沈一贯，史书中说他“柔而深中”，“好同恶异”（28）。这样两位心胸狭隘的人既然掌握了朝中大权，他们对倡非由已的事情并不热心，以至“害”其“成”，故意将之扼杀，显然是完全可以做得出的。至此，关于这次修史活动半途而废的原因，可以认为宫中的火灾只是次要的原因，“同列害成”才是基本原因。
    据《国榷》记载，这次修史活动所写的稿子，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世上保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谈迁就曾在这次修史活动结束后读过其“典礼、河渠、兵制诸志及本纪”，其“列传”也曾“间见数首（卷）”。（29）因此，利用这些稿子，继续修订，以便最后写出一部成书，是非常应该的事情。明朝末年，不少人有这种愿望，如万历四十四年顾起元在为《国朝献征录》作序时说：“余诚愿上一日大开金匮石室，征先生（指焦竑）典之，绪成正史，垂诸万世”。有的人甚至正式上书皇帝，要求其事。如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就上书提议：“今诸臣橐箧，尚可搜寻（指这次修史活动所写的稿子），一代谟猷，宁终漫漶。乞申命阁臣，开局修举”，“括遗草而终盛事”。（30）上述意见，不言而喻，都是很正确的，然而皆未获采纳。因此，终明朝之世，由封建政府主持续纂纪传体本朝史之事，一直没有出现。原因何在呢？其中万历时期，当是由于明神宗怠政所致。这时的明神宗除了对搜刮钱财的矿监税使的有关事宜关心之外，其余的一切政事几乎不闻不问，整天居于深宫，不见大臣，不理政事，大臣的奏疏送来之后往往是连看也不看就留在宫中放置起来，这就是所谓“留中”，有的虽然看了，也不提出任何处理意见，以“不报”二字不了了之。这样，政务不论大小，几乎全部处在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重开史局，续修纪传体的本朝史，那显然是不大可能了。至于后来的天启、崇祯年间，官府没能恢复纪传体本朝史续修工作的原因，与万历时期则有所不同，这时，朝中的掌权者，不论是皇帝，还是权臣，都重视修史，但因政治局势紧张，其用于修史的精力不可能太多，所以只能首先用于与其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否有密切关系的史书--记载近几年或近几十年史事的史书。当时所修这类史书有《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三朝会典》及《熹宗实录》。而对政局的影响比较间接或缓慢的纪传体本朝史，便排不上日程了。
    陈于陛主持的这次修史活动之在明朝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停止后未再进行，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在这次修史活动停止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次修史所写出的许多稿子尚存于世，若把这一修史活动恢复起来，这些存稿无疑是很好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这一修史活动最终没有恢复，这些存稿除焦竑的两部有关著作外，入清以后也就不再见到有人谈及，显然它们是散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
    注释：
    ①《明神宗实录》卷264。
    ②《明会要》卷38。
    ③《涌幢小品》卷下。
    ④王世贞《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
    ⑤《国朝献征录》，弇黄汝亨序。
    ⑥《西园闻见录》卷29，参见《明神宗实录》卷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