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因其特有的延续性、包容性与可塑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早已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本文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史学界、日本汉学界及欧美和台湾地区人类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分析其学术传统与研究视野，以期促进不同学科及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一
    中国史学界的有关研究，历来注重家族组织的政治属性，强调阶级分析的观点。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可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实践有关。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构成了一种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这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①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又指出：“无论在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②因此，这种阻碍阶级分化、压迫人民大众的“封建的家族组织”，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和斗争目标之一。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了寻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继续致力于对封建家族主义的批判，力求揭示家族组织与封建土地制度及专制政权的内在联系。
    1964年，左云鹏在《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③一文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族权的历史成因、发展进程及社会作用。他认为，自隋唐以降，由于土地买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阶级强制颇为困难，而个别地主的社会经济地位又不稳定，难于有效地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宋代的地主开始置族田、建祠堂，从事“敬宗收族”的实践，利用封建礼教和族规来约束族人，逐步形成了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明中叶以后，族权与封建政权直接结合，在宣扬封建道德礼教、维护封建身份制、培养家族政治势力、控制地方事务及对抗农民起义等方面，发挥了封建政权所不及的作用。族权的经济基础是族产，而族产不仅强化了族权，“在经济方面也起到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由于左云鹏把家族组织视为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因而也就特别注重家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试图以阶级矛盾的激化来解释宋以后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在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中，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流行观点。
    “文革”以后的有关论著，大多仍是以批判“封建家长制”为基调，但也力求更具体地分析家族组织的结构与功能。1980年，徐扬杰在《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述论》④一文中，分别考察了“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和“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他认为，前者的特征是“用祠堂、族谱与族田这三件东西连接起来”，“以祖先为家族中一切权力的源泉”；后者的特征是同居共财、内部组织严密、自给自足及包括地主与农民两个对抗阶级。这两种家族制度都体现了“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思想”，具有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在家族内部的劳动成员之间，也存在着生产协作及经济互助关系。1983年，王思治在《宗族制度浅论》⑤一文中，着重考察了清代宗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他认为，宋明时期的宗族组织，是以“敬宗收族”为目的，至清代又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演变成为基层政权组织。清代的宗族组织，“由族长、房长、祠堂、族田、义田、族谱联结而成”，而“族长、房长则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宗族组织的基本社会职能，在于“以血缘关系来掩饰地主和农民的对立”，但作为一种“封建地域性组织”，往往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导致宗族械斗，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与封建政权有一定的矛盾。1984年，柯昌基在《宗法公社管探》⑥一文中，把宋以后的宗族组织分为三种类型，即“义田型”、“祭田型”及“综合型”（同时拥有义田、祭田、学田、役田等多种族田）。他认为，宗族组织是古代农村公社的一种残余形式，其核心是“宗法财产”，故可称之为“宗法公社”。由于各种“宗法公社”的经济基础有所不同，对宗族成员的控制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有大小之别，但就其基本作用而言，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在有关族权的研究中，李文治的近作《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宗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⑦和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⑧，是颇有新意的。李先生认为：“宗法宗族制，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又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社会体制。它的发展变化要受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所支配和制约。……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它的血缘关系逐渐削弱，它的政治因素逐渐增长”。在明代200多年间，宗族制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使一个族姓所联系族众范围较前扩大。二是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此前宋元时代，宗族制着重于尊祖敬宗和睦族收族，此后则更着重于对族众的控制和制裁，变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与此相适应，宗族制的体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重谱牒制的修撰进而把建祠、修谱、制定族规等结合起来”。宋以后宗法宗族制的变化，反映了宗法血缘关系及门第等级关系的相对削弱，而最终根源是封建土地关系的松懈。“这时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传宗法伦理说教，既是人们宗法血缘思想趋向松解的产物，也和尊卑贵贱等级关系的削弱具有一定联系；谱牒制的等级性相对削弱，建祠修谱普及于庶民之家，是庶民户和官绅户的社会地位及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产物；族田义庄制的迅速发展，依靠经济关系睦族收族控制族众，乃是阶级矛盾目趋激化的产物。”很明显，李先生的研究不是局限于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而是着眼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朱勇从前人较少涉及的法制史角度，论述了族权在封建法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宋以后的宗族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满足同姓族人的群体要求，进而达到在宗族内部稳定封建秩序的目的。国家统治者借重宗族组织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允许宗族部分地代行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某些职能”。因此，宗族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而“宗族法是封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形式”，这就必然导致封建社会的“二元法律结构”。从清代宗族法的社会作用看，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促进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阻抑资本主义萌芽”；“维持地方治安，稳定社会局势”；“宣传封建文化，禁锢异端思想”。
    中国史学界对于宋以后家族组织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全国范围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得到了重视。李文治先生指出：“在有些地区，或由于历史传统，或由于地理条件，加以官绅地主绅权嚣张，对宗法宗族制有意识地加以强化，族权作用特别突出。……但有些地区，宗法宗族势力较弱，族权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不分地区过分夸大宗法宗族制的作用也是不妥当的”。⑨因此，对各地区的家族组织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是有必要的。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⑩一书，为家族组织的区域性研究提供了范例。叶先生认为，自东晋以降，由于中原地区战乱迭起，皖南山区成为北方大族的避难所，南迁徽州的北方士民，大多聚族而居，并共同占有和奴役佃仆，逐渐形成了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宗族组织。明清时期，各族通过建祠堂、置族产、修祖坟及编族谱，使宗族组织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确立了以族长、房长、家长为中心的族权体系。族权对于维护家族内部的伦常秩序。加强对佃仆的阶级统治，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叶先生的研究，徽州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除了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之外，宋以后程朱理学的传播、徽商集团的崛起、乡绅势力的扩张、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及佃仆制的盛行，对宗族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致说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视野里，家族组织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自唐宋以降，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推动了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并使之演变为基层政权组织。作为封建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家族组织阻碍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这是国内学者对于宋以后家族组织的基本见解。近年来，家族组织的经济功能逐渐受到重视，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明清徽州、江南、福建及珠江三角州等地区的族田，对家族组织在工商业活动及城市经济中的作用也有所论述。（11）不过，国内学者论及家族组织的经济活动，一般仍是为了说明族产对于掩盖阶级对立、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明显地表现了政治社会史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