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集从卷数有116卷、100卷、80卷、70卷、42卷、37卷等诸本；从年代有宋绍兴、宋孝宗时期、淳熙、嘉定、宋末、明初、天顺、成化、嘉靖、万历、天启、清康熙、乾隆、同治、光绪、民国等诸本；从刻地有泉州、光州、苏州、福州、平阳、夏县、江西等诸本；从书名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司马温公集》、《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司马文正公家传集》、《司马温公传家集》、《司马光全集》、《司马温公嘉谟前后集》、《司马文正集》、《（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司马温公全集》、《司马文正公集》、《司马文正公集略》等诸本；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大量引入的司马光奏议、书启，它们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让我们沿着长河，去寻觅那遥远的踪迹。
    一、北宋时期司马光集的刊刻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光兄司马旦之子司马宏曾编《司马文正集》刊行，范纯仁序云：“古之君子，修身以齐家，然后刑于国于天。盖其言动有法，处有常，子孙幼而视之，长而习之，不为外物之所迁，则皆当为贤子弟……宏，予之子婿也，持公诗求序于予，予乐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旧者后有《望日示康广宏》律诗一首，今附于第五卷。”①司马宏所编是集系诗集，5卷以上，熙宁八年刊， 光尚在世，惜今不存。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一日（阴历），光卒。苏轼为光所撰《行状》云：“有文集八十卷。”②文集系光生前所自编手稿，未刊行。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次年四月，改年号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意恢复神宗时王安石所推行新政。褒崇王安石，追复蔡确官职，任用新党章惇为相，恢复元丰免役法，罢免旧党范纯仁相。“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号及所赐神道碑额”，“拆去官修牌楼（司马光等官坟），磨毁奉敕所撰碑文”③，“追贬（司马光）清海军节度副使”。④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又“将故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⑤光子孙亲属皆以“元祐党人”被解官、放逐。对于光奏章，蹇序云：“其章奏疏文字行遣案牍，又散在有司，莫能令见，不乘时取索编类，必恐岁久沦失，或奸党交构，有藏匿弃毁之弊，欲望圣慈特赐指挥选官将贬责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人为一本……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成。”⑥光章奏之未毁，为南宋及后世刊刻光集，校对文字，及思想之流传，无疑是件好事，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光集手稿是不会被刊行的。
    哲宗卒，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秉政，向太后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故出现了“诏追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官”，“还司马光等政任遗表恩”⑦之事。寻，太后卒，徽宗改年号崇宁，意继神宗之业。蔡京任相，将反对他的人统称为司马光“元祐党人”，并在各地立“元祐党人碑”，列“邪等”300余人，其子弟不准做官。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徽宗以天象之变而认为自己朝政有失，对元祐党人有过火之处，故“避殿减膳，诏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缺失，毁元祐党人碑。”给元祐党人以逐步推恩措施。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正月一日赦书“元祐党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与叙官”，“身亡人文彦博（司马光）等追复有差”⑧。大约在此时或稍晚，开封府及四川、福建等路开始刊刻司马光文集与苏轼文集，举人传习元祐学术。徽宗、蔡京恐党人思想的流传会危及其政，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七月“勘令福建等路近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同罪，著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今诸州军毁板。”⑨北宋末年所刊司马光集，不见宋代公私书目著录，也不见存世。
    二、南宋时期司马光集的刊刻
    建炎南渡，高宗偏安江南，勉强建立了南宋政权。百事草创，人才缺乏，人心不安，其施行新政之一，便是褒赠元祐党人，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尊重、三苏文章的崇拜，形成了“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社会风气。南宋谢艮斋评司马光思想云：“不用须藏用即行，未分丘壑与朝廷。声名怪得生来盛，非但潜心醉六经。”⑩南宋政权所推行的一系列给党人推恩政策与崇尚党人思想风气的流行，于江南时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人才的聚集，对金和战的成功，起到了一种促进和催化作用。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气氛，对于党人思想的传播、司马光集的刊行与流传，提供了一块适宜而湿润的沃土。
    1、刘峤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以下简称《文集》）
    刘峤（公元1077-1138年），字仲高，吴兴人，登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第，绍兴时出任福建路提点刑狱，积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