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田务存在130多年。后周广顺三年（952年）二月，知青州张凝与户部侍郎判度支李谷先后请罢营田务，周太祖遂下令“应诸处户部营田人户租税课利，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军国榷监人户、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营（管）户部营田旧征课额，其户部营田职员，一切停废。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令充为永业，自立户名，仍具元佃桑土、舍宇、牛具动用实数，经县陈状，县司给与凭由，仍放户下三年差遣。若不愿立户名，许召主卸佃，不得有失元额租课。其车牛动用、屋舍、树木，亦各宣赐，官中更不管系”。同年九月，周太祖又诏：“京兆府耀州庄宅，三白渠使所管庄宅，宜并属州县。其本务职员节级，一切停废。除见管水硙及州镇郭下店宅外，应有系官桑土、屋宇、园林、车牛动用，并赐见佃人充本业”（注：《五代会要》卷15《户部》。）。后周罢营田务的过程、做法与唐后期之设立户部营田务，适成逆向运动。广顺三年以后，后周境内的营田务、庄宅使的源于没官田、绝户田的田土（时习称为“系官庄田”、“系省庄田”）以及佃户便割属州县，实际上也就是将营田务与庄宅使管辖的零散官田授给现佃户（注：后周太祖的这一做法与魏晋之际废民屯时的“罢农官为郡县”极为相似。所不同者，魏晋之际各民屯的田土相对集中成片，唐后朝五代户部营田务的田土则很零散。）。南方各地的营田务则继续保留。
    从上述介绍，我们不难看出，户部营田务的营田与军事系统的屯田，为互相平行的两个官田经营系统，二者了不相涉。
    三唐后期的屯田继续存在，并未转化为营田
    安史乱后，屯田继续存在。即使在元和十五年（820 年）二月建立户部营田务以后，各地屯田亦仍继续存在，有的还有所发展。如灵州屯区，元和（806-820年）长庆（821-824年）之际，李听为灵盐节度使，修复光禄、特进等渠，“置营田六百顷”（注：《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此处“营田”显然不是户部营田务营田，而是屯田。）。后唐明宗（926-933年）时张希崇任灵州两使留后，“告谕边士，广务屯田，岁余，军食大济”（注：《旧五代史》卷88《张希崇传》。）。又如泾原、邠宁屯区，长庆（821-824年）中，泾原渭节度使杨元卿又“垦发屯田五千顷”（注：《新唐书》卷171《杨元卿传》。）。 大中（847-860）年间，邠宁节度、河西供军安抚使毕諴又“募士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斛”（注：《新唐书》卷172《毕諴传》。）。 时泾原节度使裴识亦“治堡障， 整戎器， 开屯田”（注：《新唐书》卷173《裴识传》。）。又如河东代北屯田，僖宋朝（874-888年）， 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大开屯田”，令沙陀畏服（注：《新唐书》卷 182《卢简方传》。）。又如淮南楚州一带屯田，据说大中年间（847-860年）李荀任刺史时共有“屯田五千顷”（注：《全唐文》卷763， 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唐末至十国南唐时期，楚州屯田都继续存在，只是规模与效果不及以前。
    唐后期与五代十国，绝大多数屯田仍由军事系统管理。元和十三年（818年）以前，诸道军镇例设营田使， 营田使的主要职责仍是管理屯田。元和十三年，唐朝廷在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与打败平卢李师道之后，乘势诏令停省诸道支度营田使，将各节镇管辖支度、营田之权收归朝廷。此后，诸节镇一般不再兼支度营田使，但军事系统的屯田实际上仍由节度使及其下属负责。到了唐末、五代十国，一些节镇又兼营田使。
    军事系统屯田一般仍以士兵为主，至唐末五代都是如此。上引毕諴、裴识、杨元卿、张希崇、李荀等人领导的屯田都是兵士屯田。开成二年（837年）八月，户部员外郎于峤“请命边上兵士起置营田， 学赵弃国、诸葛亮之术，庶令且耕且战，望致轻徭”（注：《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大中三年（849年）唐宣宗《收复河湟制》称：“风翔、邠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於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子种，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定约数。”（注：《全唐文》卷79。）光启三年（887 年）唐僖宗《车驾还京师德音》言“其边地沃壤极多，岁收可望，如闻耕牛素少，戍卒苟安，唯长蒿莱，俱乏衣食，委节度使良田之处更议添人，均配膏腴，令其耕种，制置利便，务令酌中”（注：《全唐文》卷89。），清泰元年（934年）后唐中书门下《复奏程逊等陈时务奏》称“中原边上， 率多闲田，可令近下军都兴起屯田，旧时铜冶、铁冶，亦令军人兴置，不废於民”（注：《全唐文》卷972。），说的也都是士兵屯田。
    虽然唐后期、五代十国的军事系统屯田与过去一样仍以兵士为主，但士卒的来源与屯田的经营方式却发生一些变化。唐前期耕种屯田的士卒或来自拣点府兵，或来自募兵，大体上都有番期，不带家属。唐后期与五代十国都是募兵、职业兵，其中一些募兵还可以带家属参加屯田，如贞元九年（793年）陆贽建议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 改为募卒长住边城，“令度支散於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殖，特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注：《旧唐书》卷139 《陆贽传》。），为德宗所采纳。此类兵士屯田不可能像唐前期那样统收统支，而只能将田土分给兵士及其家属，分散经营。这么一来，一部分原先作为国有土地的屯田就变成兵士的份地，甚至进而变成兵士的私田（注：当时不仅军屯，烽戍的营田也出现类似情况，如《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即记：“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应为渝关之误）。……唐时置东西狭石、渌畴、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帷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不过，这里应该指出，当时只是一部分军事系统的屯田采取给兵士主其家属份地的形式营田。多数屯田，如贞元十五年至十九年（799-802）杜佑在淮南“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注：《新唐书》卷166《杜佑传》。）， 元和七年（812年）前后，振武、云中、 西受降城一带屯田“岁收粟二十万石”（注：《新唐书》卷53《食货志》。），大中十年（856 年）毕諴在邠宁“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注：《旧唐书》卷177《毕諴传》。），都仍旧是统收统支式的兵士屯田。
    唐后期军事系统屯田有时也有征发编户或侵占民田、税户现象。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登极德音》即称“诸道除边军营田处， 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瘠薄地回授（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儿，不得辄妄招召”（注：《全唐文》卷66。），长庆四年（824 年）唐敬宗《御丹凤楼大赦文》规定“其军屯营种有侵占丁田、课役税户者，宜委御史台切加访察，仍限敕到一月内，每道各具所还州县顷亩，分析闻奏”（注：《全唐文》卷68。），这都表明宪宗元和（806-820）年间确实存在军屯征调民户营屯田现象，但朝廷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在历叙唐代营屯田梗概之后，说“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土地，民间苦之”，虽然言过其实。
    唐后期至五代十国，屯田仍常称为“营田”，这是就“营田”的广义而言。屯田与狭义的“营田”（户部营田务的营田）则是不容相混的两个概念。屯田与狭义营田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屯田的田地通常连成一片，每屯三五十顷；营田务田土一般来自没官田、绝户田，多数都是分散，不可能置屯；其二是屯田耕以官兵（包括士兵家属），营田务的营田则耕以民（就唐五代而言，乃是耕以营田户，而不是州县的编户齐民）。公元820年前后至五代十国， 耕以官兵的屯田与耕以营田户的营田曾长期共存，为互相平行的两个官田经营系统。营田务的营田因其田土零散，客观上就难以转化为屯田，而原先耕以官兵的屯田，也未见转化为户部营田之显例。《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大中三年（849年）八月条胡三省注引“宋白曰”谓：“史臣曰：营田之名，盖缘边多隙地，蕃兵镇戍，课其播殖以助军须（需），谓之屯田。其后中原兵兴，民户减耗，野多闲田，而治财赋者如沿边例开置，名曰营田。行之岁久，不以兵，仍招致农民强户，谓之营田户。复有主务败阙犯法之家，没纳田宅，亦系於此。自此诸道皆有营田务。”宋白的这一段话对于研究营田务的缘起、特点很有参考价值。但他混淆了广义营田与营田务营田两个概念，将屯田与营田务营田的关系看作传承关系，说营田务营田“行之岁久”，才“不以兵”，说屯田由“以兵”变为以营田户，都显然是错误的。胡三省将宋白的这段话注于《资治通鉴》大中三年八月“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四道将吏能於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之下，也显然有误。因为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地只是募民垦荒（注：唐宣宗《收复河湟制》，原文为：“其秦、威、原三关并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以后，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全唐文》卷79）），四道长吏各於镇守处遣官健营田则仍为军屯（注：唐宣宗《收复河湟制》，原文为：“凤翔、邠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於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子种，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官健有庄田、户籍者，仰州县放免差役。”），两者都与营田务之营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