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人们思想产生极大的变化，传统儒学遭到全面的挑战与冲击。官修书目，则由于官方意识的渗透，极力维护儒学独尊的统治地位，而儒学失落的事实又不可避免地在官修书目中同时反映出来，传统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构成了这一时期官修书目的又一时代特色。
    就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频繁的战争，带来了人口数量的锐减，这促发了人们对人生问题的重新思考。据公元263年与280年的两次人口统计， 曹魏人口数为4432881 ， 蜀汉人口数为940000 ， 孙吴人口数为2300000，三国人口总数只有7672881。晋武帝统一全国后，人口总数也只有16163863（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小的一个统计数。人生短促，朝不保夕，传统儒学无法回答许多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而各朝统治者又好恶不同，如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等，儒学获取名利的致用功能完全丧失。儒学自身的发展，更走进了层层相因、步步抄袭的死胡同，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汉志》斥之为“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记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儒学自内而外已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与吸引力，文人学士们纷纷抛弃儒学，转而玄谈。而佛、道二教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好迎合了世人的心理，并得到统治者上层的支持，很快兴盛起来。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佛、道经书的数量很快赶上并超过传统儒家经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又使史书迅速发达起来，而原有的儒家经书却在这失宠与战乱中不断散失。“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谷》虽在若亡。”（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0页。）儒家经书在各类图书中的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
    面对现实图书的变化，揭示时代文化主流现象的官修书目，在客观记载时代文化成果的同时，不顾学术重心的转移，极力挽回日渐失落的儒学的统治地位，一如既往地将儒家经典首列在各类图书之先，并且这一影响波及到私撰书目的编制，使当时所有的书目无一例外地成为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创始于汉代官修书目的尊儒模式，已不再包含图书本身的主次，而纯粹成为一种观念的宣扬。当时现实图书各类数量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仅存的《七录》分类表与《隋志》中的统计数看出。《七录》虽为私撰书目，但广采博收，力求全备，其著录的图书，可作为当时现实图书情况的重要参考。
    《七录》著录图书的顺序及总数分别是：
    经典录591种710帙4716卷
    纪传录 1020种 2248帙 14888卷
    子兵录290种553帙3849卷
    文集录 1042种 1375帙 10755卷
    术技录505种606帙3746卷
    佛法录 2410种 2595帙5400卷
    仙道录425种459帙1138卷
    《隋志》著录图书的顺序与总数分别为：
    经部627部5371卷 集部554部6622卷
    史部817部 13264卷 道经377部1216卷
    子部853部6437卷 佛经 1950部6198卷
    这一对比清楚地表明，虽然儒家经典首列书目第一，但儒家经典数目仅为佛教经书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落后于史部、子部图书，与集部图书不相上下。这无疑反映了儒家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而官修书目对儒家经书的极力抬举，只能证明，对历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其政治功能始终无以取代。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佞佛到屡次舍身佛寺，有菩萨皇帝之称，但谈到治国经天下，他则另有所见，他曾下诏：“建国君民，立教（儒教）为首。……宜大启痒敩，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又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选次以之。”（注：《梁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
    魏晋南北朝统治阶层在书目编制上极力树立儒学的权威形象，并且不辞辛劳，以帝王之威，亲自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与宣扬。仅考于《隋志》，这样的著述就多达十多种。易类：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系辞义疏一卷，梁武帝撰；书类：尚书大义二十八卷，梁武帝撰；诗类：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礼类：礼记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制旨革牲大义三卷，梁武帝撰；乐类：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春秋类：春秋序义疏卷，梁简文帝撰；孝经类：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孝经义疏五卷，梁简文帝撰；论语类：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帝王的表率行为，对社会上层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皮锡瑞《经学历史》记载：“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歧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63页。）与经学大盛的汉代相比，魏晋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在数量及质量上皆不亚于前朝，《隋志》所著录的经部书籍六百多部，五千多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当时文人所作，可见其用力之勤。
    然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图书总体而言，儒家经学的失落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西汉时期，儒家经典是文人学士们研究阐发的唯一对象，东汉虽稍有改变，但范围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局面便完全打破，对各家学说的研究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仅见于《隋志》所载，对儒家以外文献的阐发就有一百三十余种。史部不仅有正史，也注及杂史、专史，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挚虞的《三辅决录注》；子部的注释涉及了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医学、小说家、天文家、历算家等，如王肃《太玄经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向秀《庄子注》、乐一《鬼谷子注》、曹操《孙子兵法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史崇《天文注》、郦道元《水经注》、徐岳《九章算经注》、全元起《皇帝素问注》；集部则涉及了楚辞类、别集类、单篇作品的注释，如释道骞《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裴津《山涛集注》、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薛综《二京赋注》（注：参见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此外，还涌现了大量佛经注释。历来被儒家等级观念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作品，《隋志》也进行了著录与揭示，仅集部所载，便有汉武帝班婕妤集一卷、梁班昭集三卷、妇人集二十卷、妇人集钞二卷、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晋江洲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二卷等等，较之《汉志》，其数量大有扩展。
    各学科的兴盛，又产生出各专门学科的专科书目，以数量而论，佛经专科书目最多，今可考见的就有四十多种（注：参见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文学专科书目其次，仅《隋志》所载就有五部，还有道经书目与书画书目。然而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儒家经书书目。
    纵观魏晋南北朝现实图书情况，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已极大动摇，但在统治者主持的官修书目中，其独尊地位却摇而不倒，并自始至终处于书目编制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