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修书目的开新与主导地位的失落
    官修书目以“官修”的优越性，在各种类型的书目中理应处于主导开新的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一秩序紊乱的特定历史时期，官修书目虽然照例开创书目编制潮流，却失却了原有的主导地位，影响力反在私撰书目之下，形成了书目史上官修书目发展的第一次低谷。
    就文化环境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由紊乱走向秩序、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建设性时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思想与学术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实图书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西汉开创的书目编纂方法，不但六类的划分与现实图书难以吻合，其序、提要的纂写，在这一特定的动荡时期，既无物力的保障，更无时间的许可。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情况，官修书目率先摆脱传统，尝试新的书目编制方法。考虑到史部图书的激剧增长、诸子之书的逐渐散亡、佛道经书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对图书的分类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实图书情况的四分法加附录的形式代替原有的图书六分法，一方面又对图书的评介进行简化，突出其工具性、账簿性功能。这一尝试始于魏《中经》，因其顺应潮流，为各朝官修书目相沿不改。这一时期可考的17部官修书目，除专科书目外，全部都是四部分类书目。《隋志》记载当时改革的情形：“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佛、道经书则以附录形式收录于四部图书之后。《晋中经簿》首附佛经，梁阮孝绪《七录叙》后《古今书最》记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到《隋志》，这一著录方法完全定型。先列经史子集四部，后附道佛经书，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主要方法。魏晋官修书目开创的仅记书名卷数，“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简明四部分类法，不再以探本求源、考辨学术为目的，而致力于对图书本身的登记与著录，以揭示与检索图书为首要任务，虽然学术品味有所降低，但书目的基本职能，工具作用却大大加强，这无疑是对传统书目功能的一次冲击，并开创了书目史上与学术性书目并行发展的账簿性书目编制的潮流。
    官修书目对书目编制从分类到著录形式的开新，虽然“秘阁以为永制”，但私撰书目却并不响应。一方面传统《七略》的分类方法影响犹在，另一方面“官修”的影响力在这一特定时期不免力所难及。成书于刘宋年间的私撰书目王俭的《七志》和梁代私撰书目阮孝绪的《七录》，从内容到形式都紧步西汉《七略》，掀起一股与官修四部书目相抗衡的复古高潮。分类上，他们将《七略》之“七”模式化、神圣化，有意忽略《七略》实乃六分图书的事实，极力宣扬“七”的形式。《七录序》谈《七志》分类：“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从而构成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艺术、图谱七大类别。阮孝绪的《七录》，实际上也只是五大类，即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为了达到“七”的目标，强将当时作为附录的佛经与道经图书算作二类，从而凑成七大类别。在图书著录上，他们一反官修书目简单账薄性著录方法，对与图书相关的内容进行适当阐发。《七志》评述各类图书的内容及分类意义，“作九篇（外加附录佛、道经书）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又受当时品评人物之风的影响，“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七录》同样“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注：阮孝绪：《七录叙》。），对记录图书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情况进行揭示，并且成就更在《七志》之上。
    在中国古代，“官方”总是代表着权威，其行为当然就是人们遵循的准则。王俭、阮孝绪的私撰书目，却置官修书目的编制方法于不顾，一味追求复古，以个人之力，在收书数量、著录方式、分类组合上别具一格，取得了完全压倒官修书目的学术成就，成为当时读书人参考使用的重要工具，影响远在官修书目之上。
    【参考文献】
    [1]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
    [2]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