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礼制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涉及到中国各王朝礼制的具体形态的描述却非常少，而对某一时期礼制具体形态的描述，又是考察这一时期儒学状况的必要内容，极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郊祀、宗庙制度，是传统儒家礼教思想的重要内容。北朝太武帝统一北方，特别是孝文帝改革之后，儒学逐渐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北朝的郊祀、宗庙制度，可以反映出：一、北朝，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为了同南朝争正朔，在郊祀、宗庙制度的具体儒学应用上同东晋南朝有明显不同；二、北朝郊祀、宗庙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就是其逐渐儒学化的过程，也是其逐渐汉化的过程。
    一、北朝的宗庙祭祀制度
    根据儒家的礼教之说，宗庙的祭祀有四时祭和禘祭、袷祭。所谓四时祭，即四孟月（一、四、七、十）和腊月，一年举行五次的小规模祭祀。禘祭、袷祭是总称为殷祭的大祭，禘祭每五年举行一次，袷祭每三年举行一次。关于四时祭和禘袷祭的仪式内容，各个时代、各种学说不大相同，但总的来讲，禘、袷祭比起四时祭规模要大，仪式要隆重得多。
    北朝就宗庙的祭祀活动，以孝文帝为界，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宗庙的祭祀活动多与北方民族所固有的宗教信仰、政治生活习惯有关。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对已故皇后，甚至公主别立宗庙专祭。这不但不合儒家礼教，在整个封建朝代中也可说绝无仅有。
    如《魏书·礼志一》载，太武帝神二年（429年）：“九月，立密皇太后庙于邺，后之旧乡也，置祀官太常博士、斋郎三十余人，侍祀，岁五祭。”又“华阴公主，帝妹也，元绍之为逆，有保护功，故别立庙于太祖庙垣后，因祭荐焉。”女姓的特殊地位尽管与其在北魏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作用有密切关系[1]（P124），但她们在祭祀中的突出地位，则主要表现在北魏前期。
    同时，每年祭祀的次数也不固定。如《魏书·礼志一》载：“又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五祭，正、冬、腊，用牛马各一，祀官侍祀。”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而前引密太后之庙则“岁五祭”。此外，并不见有禘袷祭的记载。
    这一状况，在孝文帝时期发生了变化。《魏书·礼志一》载：“（太和十三年）王（王肃）以禘袷为一祭，王义为长。郑（郑玄）以圆丘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二义，禘袷并为一名，从王；禘是祭圆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黩，五年一禘，改袷从禘。五年一禘，则四时尽禘，以称今情。禘则依《礼》文，先禘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这说明在太和十三年时，就已存在着禘袷祭和四时祭，但此时是王肃、郑玄之说并重，并且禘袷合二为一，多少有点非驴非马的味道。
    此后，这一状况越来越明朗化，终于在宣武帝、孝明帝时，禘袷制度得到详细规定。《魏书·礼志二》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六月条秘书丞孙惠蔚的上言中写道：“然则三年丧毕，袷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群庙，此礼之正也，古之道也。……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礼，取郑舍王，禫终此晦。来月中旬，礼应大袷，六室神祐，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群庙。自兹以后，五年为常。”在此，正式提出“取郑舍王”，即用郑玄“禘袷分祭”学说代替王肃“禘袷为一祭”的学说。对于“三年丧毕”，日本学者滕川正数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他认为这正反映了“取郑舍王”的具体内容[2]（P343）。
    又《魏书·礼志二》载在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十二月条任城王元澄等的上言中写道：“谨案：《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丧毕禘袷，似有退理。详考古礼，未有以祭事废元会者。《礼》云：‘吉事选近日。’脱不吉，容改筮三旬。寻摄太史令赵翼等列称，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请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时祭移二十六日，犹曰春禘，又非退义。”关于这一记载，日本学者金子修一有比较具体的分析，其所反映的思想，同郑玄学说是极为一致的[2]（P343）。即在《礼记·王制》：“天子植礿袷禘尝袷丞”的郑注中，写道：“鲁礼，三年丧毕而袷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袷一禘。”自此之后，四时祭及禘袷祭在北周、北齐、隋基本沿袭，但具体实施情况，文献中几乎不见记载，料当与北魏后期相差不大。
    由此看来，在北朝孝文帝之后，宗庙制度逐渐采用郑玄学说，特别是确立了先帝三年之丧结束后，进行袷祭，在第二年的正月举行禘祭，以后五年各举行一次袷祭和禘祭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