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了空前巨大的历史变迁：传统史学长期恪守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束缚历史学的进步，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一种指导历史研究工作的新理论和新方法逐渐形成，并广泛诉诸西方各国历史研究的实践中。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中所涉及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变迁作一评述。
    一、史学的困境
    19世纪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称霸西方史坛的时期。传统史学的建立是对从维科、赫尔德到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大胆反叛。兰克把历史哲学当作荒诞无稽的说教，是哲学家缺乏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测。对于那种以构造人类社会永恒的普遍发展规律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兰克毕生都是深恶痛绝的，并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放弃理论对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并反对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任何理论概括。应该说，兰克对理论的偏见和排斥同19世纪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密切相关。按照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科学家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搜集事实，然后是构造规律。在传统史学家眼里，历史学的认知过程同自然科学极为近似，因之历史学可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完全效法自然科学的作法。不过，兰克的历史观妨碍传统史学完全照搬实证论的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神意的外化，神意是由那些体现着时代精神与意愿的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实现的，而思想与行动不能归结为抽象的公式或法则。这样一来，实证主义只在如下两方面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影响。其一，自然科学一般把研究对象分割成尽量小的单位，并把它们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即所谓分类、归纳和个别研究的方法。其二，自然科学强调在科学的认识活动中主客体的分离，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现象时能够排除主观偏见，也根本不需要理论指导或构造假说。传统史学家坚信，只要经过努力，历史学也完全可以达到上述目标。而实证主义的第二个环节，即在对历史事实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引发出普遍的法则与规律，传统史学家认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为这完全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它们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职责范围，史学家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这项工作。循此思路研究历史，历史学难免要陷入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不能不归咎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历史观上的重大缺陷。
    在史学本体论上，兰克虽然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和进步的发展过程，但它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神意的体现。神意是由精萃之辈的思想和行动贯彻的。因此，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传统史学主张“历史只讨论人们的目的和那些绝不可归纳为抽象的公式而又必须在它们唯一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加以理解的人们的意图。历史是人的自由的、有目的的活动场所。”①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史学家只关注杰出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历史等同于伟人的传记或广义的政治史。从兰克到阿克顿勋爵，历史学家们毫不怀疑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因为国家是历史演变的主角，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叙述国家演变的事实。“这种历史肯定使历史学家的眼光狭窄，”②也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人为地把全部人类历史分割成历史领域与非历史领域两部分。史学家只关注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广义的政治史，因为“广义的政治代表了全部变动”。他们要集中“叙述人特别是大人物是怎样思想、选择和行动的。”③至于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其他领域，特别是有关“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以及大众文化的历史都不是历史研究感兴趣的。”④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造成史学园地极端狭窄，题材十分陈旧，而且妨碍史学家对历史本体和历史运动得出科学的认识。这是因为，作为短时段的政治史是最不稳定、最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历史现象。如果不联系引发这些事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只对它们作表面和孤立的考察，就势必最终得出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无规律可循的错误结论。从而彻底否定存在着支配历史发展进程的终极因果必然性，陷入历史非决定论的泥潭。
    受这种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的制约，兰克学派的史学认识论也必然是唯心主义的。不过，在19世纪尊重事实的文化氛围影响下，这种唯心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又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传统史学主张，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的具体动机和行动，这些东西归根到底是不可名状的，对它们必须心领神会地去理解和重新体验。”⑤正如苏联著名学者康恩所说：“19世纪整个资产阶级史学的特点，是它照例不超出研究历史活动家们的动机、目的以及其他动因的范围。可是在对这类动机等所做的解释中总是含有许多主观的东西。就连远在狄尔泰以前的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都谈论主观的‘理解’，认为这是历史认识的主要手段。德国浪漫派史学和兰克学派尤其如此。”⑥G·伊格尔斯教授正是抓住了传统史学认识论上的这个特点，才将兰克作为“悟解式”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的。另一方面，为了抵制空泛的、说教式的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的不良影响，摆脱历史哲学那种超历史的和缺乏实证研究的学风，兰克也不得不借助科学反对形而上的历史哲学。他提出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叙述”，“让史料本身说话。”由此不难看出，兰克的史学认识论中包含着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可是，在19世纪那种重经验实证的特定文化氛围下，兰克史学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更容易取得史学家的赏识，成为那个时代正统的和处于支配地位的史学范型。所以，兰克作为“悟解式”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往往同标榜客观主义的实证史学联结在一起。但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和客观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又很难调和到一起。而且历史认识从来没有纯客观的，每次历史认识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认识主体的主观烙印。比如，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杰出人物的思想、动机等主观因素，它们通过历史人物的行动，创造历史。可在文献记载中，既有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心理和行动的分别描写，但更多的是思想和情感蕴涵在历史人物的行动之中。如果史家不深入体会，而单纯“让史料自身说话”，那么无论如何是不能“说出”隐藏在行动的表象背后的思想动机来的。又比如，传统史学主张，历史认识要达到客观公正，史家就要排除一切偏见，不因政治或宗教等因素对某一方有所偏袒，更不能党同伐异。但是这一点就连兰克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很显然，兰克就是由于宗教信仰才将人类历史理解为是上帝的意志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兰克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历史认识活动。正如有的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兰克毫无疑问是一位保守的史学家，他所赞同的是保守的思想、个性和制度，而不是自由民主的思想、个性和制度。”⑦而且兰克不讳言自己正是在“来自现实的刺激下”研究历史的，“并认为历史科学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⑧无可否认，历史认识需要力争作到客观公正，这是历史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前提条件。但客观公正不是历史认识的最终目的。研究历史是要发掘人类社会发展中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因素，即要总结过去，以利于人们今后更加自觉地创造历史。要做到达一点，就不能离开史学家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借口客观性而否定史学家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要么是由于毫无历史责任感，要么是有意回避或放弃史学家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其后果，既压抑了史学家认识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使历史作品除史料价值外，在认识史和社会功能方面显得苍白而肤浅。信奉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传统史学家也似乎觉察到这一点，他们怀着疑虑的心情进行着个案研究。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和哲学家柯林伍德作过这样的描述：“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对于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却始终有一种不安的心情，它是在服从着实证主义的精神而进行的；根据实证主义的精神，确定事实仅仅是全过程的第一阶段，它的第二阶段便是发现规律……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做到或者应该做到的。”⑨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传统史学所奉行的否定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的史学本体论和标榜“让史料自身说话”的客观经验主义的史学认识论。客观经验主义史学认识论长期泛滥的结果，不仅使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丧失殆尽，而且还引发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效益的空前危机，并且最终使“历史学作为若干个别事实的知识，就逐渐作为一项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知识的科学。”⑩
    兰克学派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决定了其史学方法论的特点，即他们回避或拒绝探讨任何层次的历史发展规律，将历史学完全等同于史料学。由于传统史学主张“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的目的和企图，而人的目的和企图绝不能归结为公式。”（11）因此，综合和概括便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常规方法，而“历史学家跟历史事实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概括。”（12）传统史学片面夸大历史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不重复性，并由此导致根本否认历史认识可以经历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的辩证发展过程。传统史学不仅拒绝从终极因果必然性上探讨历史运动过程的宏观普遍规律，而且也反对史学家发现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的中观规律或法则。史学的任务是在批判地研究史实的基础上忠实地再现过去。为此，史学家只要按编年顺序，对历史事实逐一进行叙述，根本用不着进行分析和解释。史学家工作的最终目标也只是通过对史料的批评考据，特别是依靠第一手文献史料而使历史事实达到“精确的”、“实证的”知识，这也正是“科学的”历史学派（即兰克学派）中“科学”一词的确切含义。它与我们现在称唯物史观为科学的历史学在语义上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