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新史学而战
    传统史学的危机大体上出现在本世纪上半叶。其主要标志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信念发生急遽而重大的转变。即从19世纪对历史的“维多利亚式”的乐观自信转向20世纪初“施本格勒式”的悲观失落。当然，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历史学家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资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两次野蛮战争和一系列经济危机。现实环境的激烈动荡与恶化制约和改变着历史学家对现实和历史问题的根本看法：他们不再相信那种认为历史进程永远都是在理性和进步的原则的支配下单线平面发展的历史观，也不再憧憬“客观的”和“终极的”历史学总有一天要到来。不过，传统史学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其历史观的危机，是其唯心主义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危机。另一方面，传统史学的危机也是长期以来西方历史学内部逻辑发展演变和社会科学影响的必然结果。
    从西方史学的发展长河看，在古希腊，希洛多德的历史模式就与修昔底德炯然不同：它是一种宽广博大的人类学式的或社会史意义上的文化或文明的历史。虽然这种模式在文艺复兴以前没有被历史学家承认和接受，成为西方史坛的正统；但启蒙运动却使它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机。法国著名启蒙运动的大师伏尔泰在《关于历史的新知识》（1744年）中上祧希洛多德，提出一种全面的、普通人的和分析式的新历史。他认为，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习俗等内容。活跃在历史大舞台上的不仅是君王和伟人，还有普通人。历史作品不应全是纯粹叙述性的事件史，而应是有分析、有说明的结构的历史。应该说，伏尔泰是近代以后向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史模式提出全面挑战的第一人。他的新史学观虽然不是直接以晚出的兰克学派为讨伐对象的，但在当时确是收到了震聋发展的效果。19世纪中后期，要求改变历史研究现状的呼声此起彼伏，如阵阵春风吹拂着沉寂的史学园地。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不仅重申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近代史学，如他说：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而且还特别指出“近代的史学家……还必须要有一种哲学的观念渗透到他的思想中，并以此作为他的向导。”（13）基佐更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明确称为“文明史”。他认为，所谓文明史不单是各种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凑和堆砌，而是要以联系的和整体的方法去观察、品评和判断，要说明历史事件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地位与影响。从此，文明史在法国不仅蔚为大观，而且成为法国史学的一大特色。此外，希米勒也尖锐地揭露过传统史学只重精神因素而忽视地理、自然、气候、食物以及生理状况和体质状况等物质文化因素的弊端。西米昂直截了当地把传统史学的特征归结为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和编年史偶像三个方面，并明确提出要废除这三个偶像。由此可见，早在传统史学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诞生以前，西方史坛就早已存在两种史学模式及斗争：一种是修昔底德和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家的政治事件史，另一种是希洛多德和启蒙运动史学家的总体历史。甚至在19世纪中后期传统史学称雄西方史坛之时，也仍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对其口诛笔伐。进入20世纪，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对立与斗争不过是上述两种模式矛盾斗争的继续与发展。
    20世纪初，西方史学被一种理论上无所适从的悲观气氛所笼罩。正如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教授所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满情绪开始增长，这种类型的历史（指传统史学--引者注）开始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而且只不过是‘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14）这种不满情绪归根到底是由于传统史学模式（特别是19世纪兰克学派的史学范型）所导致的史学家的主体性和史学的社会功能的失落以及历史学作为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的学科地位的动摇。它们对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的危害是如此惨重和致命，以致于现代历史学家不得不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和批判西方史坛这种源远流长的正统模式。法国史学家勇敢地担当起这项现代历史批判的艰巨使命。从本世纪初创刊的《综合评论》，到1929年《年鉴》杂志的建立，贝尔和费弗尔、布洛克等两代历史学家呕心沥血地为新史学而战。他们认为，人类过去的全部经历都是历史学家的认识对象。历史“不再是只有某些事实才有资格入选的领域，”换言之，“一切都变成了历史。”（15）这就是“总体历史”的原则，它同兰克学派所主张的历史就是政治史、广义的政治代表了全部变动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历史观不再只借助时间程序从外部和事件本身去揭示某种意义，而认为历史科学的使命是从考察社会经济因素出发来研究社会生活的内在过程。因此，它“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潜伏在人的选择背后的因素，即制约这些选择的因素……这种历史观认为，分析深刻的趋势比分析表面的变化更重要，研究集体行为比研究个人意志更重要，考察社会和经济的规律性比考察政府体制或决策更重要。”（16）笔者认为，新史学认识对象的这种转换，其意义不仅仅反映了历史学认识客体的扩大或调整，它表明现代史学家对历史本体及其变化过程认识的深化。历史运动不再完全被当成是一种充斥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稳定性的盲目过程，或者是神灵意志操纵的结果。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总体结构。因此，历史研究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证明神意的不断实现，也不是为了赏心悦目或某种狭隘的政治目的；而是要建立历史运动的分析模式，从而帮助人们增强历史感，提高驾驭纷繁多变的现实生活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它需要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前提：一是重新确立和宏扬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二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密切合作。对于前者，新史学的贡献是提出“问题史学”的命题，这就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确立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与能动地位。研究活动不再是“让史料自身说话”，承认资料本身具有“最后发言权”；而是史学家与史料之间进行的一场“问答”或“对话”的过程，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反映的创造性智力活动。因此，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如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马克·布洛克说的：“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象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17）他甚至认为，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不是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让它们说话。当然，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和如何让史料“开口”，完全取决于每个历史学家所具有的极不相同的历史观与知识结构。换言之，在相同认识对象和占有同样的史料情况下，历史认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研究主体的主观因素决定的（当然，这种主观因素不是第一性的，它的形成又与诸多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正是在此意义上，新史学主张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的发明（因为历史事实只有用它来说明问题时才有意义）；或者说，没有历史，却有历史学家。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在有意宣扬和夸大历史认识中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只是从研究主体的重要性的角度探讨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的话，上述观点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与研究的。至于寻求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这不仅是“总体历史”观的要求，也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从历史上看，年鉴学派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过其他社会科学的启迪，其中包括杜尔克姆的社会学、贝尔的《综合评论》所推崇的跨学科、西米昂和拉布鲁斯学派的经济史及法国人文地理学。（18）年鉴学派坚持，历史在社会科学中起着数学在自然科学体系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历史学可以把其他学科吸收到自己的学科中来，使它们成为辅助学科，并使它们也用历史方法观察自身对象，从而实现把所有社会科学统一在“人的科学”的旗帜下的抱负，使“总体历史”真正成为现实。此外，通过学科间的合作，历史学还可利用社会科学中的规范方法、先进理论和科学手段。这不仅可以促进历史学自身的迅速进步，而且也是历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长期的平等而有效的对话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