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反思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以年鉴学派为首的法国史学家惨淡经营、同传统史学孤军奋战的话，那么50至6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得到根本扭转。在法国，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同传统史学分享某些重要的教学、科研和新闻出版机构的领导权，其学术地位、成就与影响获得举世公认。另一方面，新史学也早已突破法国的疆界，成为波及欧美各国史学界的一股强劲的世界性潮流。当然，新史学在各国的发展程度与特色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史学家都热衷于史学新方法和新领域的探索与开拓。目前，西方史坛基本上是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即传统史学、年鉴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种模式同时存在。从总体上看，传统史学的地位和影响下降了，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作用在增强。不过，新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传统史学在某些方面的魅力并未彻底消失。况且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也有许多矫枉过正的地方，而这已成为新史学遭人非议的重要原因。因此，新史学今天也面临着进一步反思与重新定向的艰巨任务。
    传统史学是政治的、叙述的和事件的历史。其实，史学把政治史作为对象来研究，采取叙述的方式，通过事件展示历史进程，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到19世纪末，传统史学范型已成为束缚所有史学家的金科玉律：历史学只研究政治以及与政治有关的军事、外交和杰出人物的历史；严格按编年顺序进行客观的叙述，排斥任何主观的分析与解释；因而史学研究不是以问题为中心，而是完全以事件为中心。布洛克和费弗尔猛烈批判的正是这种鼠目寸光的迂腐作风。勿庸置疑，反对政治史、事件史和叙述形式在历史研究中的独霸地位是完全顺应时代要求的正确作法，但是问题在于是否要非此即彼，完全将政治史、事件史和叙述方法逐出历史研究的领地，并与其划清界限，从此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呢？事实证明，年鉴派在此问题上确有矫枉过正的地方。这样做的结果必将是作茧自缚、自食其果。伊格尔斯曾说过：“以‘年鉴’派传统写出的历史，极少除外，都是忽视了政治的社会历史。”（19）年鉴派倡导的总体历史，实际上是剔除政治史的残缺不全的历史。布鲁代尔把政治和精神文化现象统统归到历史现实的第三层次，把它们当作长时段历史现象的结果和附属物，认为它们不过只是历史浪峰上的“泡沫”或历史进程中的“尘埃”，从根本上否认了政治史的作用。及至第三代，这种倾向并无减弱。拉杜里等人对政治史的态度同样非常冷漠。在《朗格多克的农民》这部人口史和地方史的代表作中，他竟认为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按照他的观点，在16至17世纪，法国君主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不值一书。忽略甚至歪曲政治因素的作用，这是年鉴派史学家的通病。在他们的心目中，政治事件由于其短促、不重复、易于变化等特点，因而不能构成科学研究的对象。布鲁代尔在1966年就说过，政治史自兰克以来就裹足不前，它仍然是注重事件的“表面”历史。1971年，菲雷也断言，政治和思想意识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进程而起作用。由于政治史和意识形态具有这样的独立性，因此科学的政治史是不可能存在的。（20）鉴于此，1972年拉杜里总结说：“当今的史学是计量式、统计式和结构式的史学。它为了自己的生存，一定要消灭对方。近几十年来，叙事史和人物传记实际上已被宣判了死刑。”（21）他甚至认为，“80年代的史学家要么是程序设计者，要么什么也不是”，“唯有计量的历史学才是科学的历史学。”（22）由于放弃政治因素，总体历史并不具有真正的总体性质。不仅如此，由于只注意结构和势态，忽视人物与事件，新史学成为“无人性”的历史。由于只讲分析不讲叙述，只顾科学性不顾人文性，只能一般的和集体的现象而忽视特殊和个体现象，因而历史著作所特有的生动具体形象的特点不见了，变得枯燥沉闷起来，并陷入技术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泥潭。这种历史学只能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由于忽略政治与事件，年鉴派很难说明社会是如何变革的，特别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恐怕是最令年鉴派史学家苦恼和遭受非议的问题。年鉴派已历三代，但其大师中没有一人是研究大革命问题的，他们重视中世纪与近代初期，忽视或放弃近代晚期和现代的作法，恐怕不能仅仅用缺乏兴趣来解释。实际上，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缺乏社会变革的理论。难怪有人称年鉴派的历史为“无变化”的历史了。从目前发展看，年鉴派之中的有些成员已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菲雷就倾向承认：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决定作用，就几乎不能了解现代世界，大概也不能了解旧制度时期。（23）肖努也认为，政治和文化，即第三层次，不应被排除于历史之外，因为缺乏它们，历史就将是“被阉割了的。”（24）认识上的转变必将带来行动上的改变。目前，有极少数年鉴派学者逐渐开始对政治问题发生了兴趣。如勒高夫所指出：“就目前而言，政治史重新引起注意，这是一个曾被年鉴派所忽视的领域。现在的研究途径倾向于社会学式的、人类学式的，更注重于政治结构、政治观念、政治象征体系等主题的发掘。”（25）《年鉴》的主编之一马克·费罗和第六成员乔治·奥普特也把视野投向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等领域。菲雷、德尼·里歇也在研究法国大革命问题。此外，叙述也重返久违了的新史学的著作中。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一书中，就采用叙述的方式描述了位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中一个村庄村民们的生活状况，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死亡，劳动和性行为，宗教观念和习俗，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了独特和个别的绚丽图景。P ·阿里埃里《面对死亡的人》则通过叙述上呈现出一场大瘟疫之后，民众在心理上留下的创伤和反应。在事件史方面，拉杜里在《罗马狂欢节》一书中叙述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反抗上层统治阶级的一次起义，那次起义以失败而告终，起义领袖于1580年狂欢节的最后一日惨遭杀戮。此外，乔治·杜比的《博维涅的礼拜日，1214年7月27日》则专门详细再现了一场战斗的经过。从表面上看，这同传统史学的作法毫无二致。难怪有些学者惊乎这是新史学的“倒退”、“离经叛道”，就连斯通本人也因为近年来历史写作由分析到叙事，致力于“人而非环境”，“历史论述个别的、独特的而非共同的和有代表的事物”，从而得出结论说：“新的历史学家转向记叙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井有序的科学解释的企图的终结”，因而“科学历史”的白日梦也随之破灭。（26）其实，新史学发展中的这些微妙变化并非是向传统史学的全面复归或倒退，这一点实际上连斯通本人也很清楚，不然他怎么能以“新的旧史学”称呼这种变化了的历史写作类型呢？更何况目前这种变化只是局部和个别现象，根本不带有普遍性。而且即便是一些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了政治主题和重要历史事件，采用了叙述方法，这也同传统的历史著作炯然不同。正如伊格尔斯说的，乔治·杜比虽然在其著作中写了一场战争，“但他没有撰写一部军事史，而是力图探索在一既定时刻法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他还说：虽然“历史学家们再度转向叙事，但很少人企图回到强调事件的年代顺序、并集中于显要人物的传统叙述。近期的社会史，例如就吉日布格的《乳酪与蛆虫》而言，也许以一个人为中心，但其目的是发展一个有关民众文化性质的普遍假说。叙述在其被运用之处，构成了解释的一种形式。”（27）斯通也承认，新叙事史学家“讲述一个人、一次审判、或一个戏剧性事件的历史并非为了其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阐明昔日的文化和社会的内部活动。”应该承认，回归了的政治史被深藏在物质环境之中，它仅是总体历史的一个部分。对事件的再现也是为了说明有关社会环境和历史变革的更广泛的问题，而叙述也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有主题有论点的叙述。因此，政治寓于总体之中，叙述包容在分析之内，事件反映在问题之间，这正是新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由传统史学、年鉴学派走向新的旧史学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斯通“终结”、“破灭”的说法就未免有些耸人听闻了。
    注释：
    ①（19）G·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导言》，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9期。
    ②⑤（11）G·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译文作了调整。
    ③（15）（16）F·菲雷：《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与“全面的历史”》，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8期。
    ④G·伊格尔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研究的变化》，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9期。
    ⑥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2页。
    ⑦康恩：《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1～172页。
    ⑧（20）（23）（24）（26）（27）G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0、77、84、202、201～202、227页。
    ⑨⑩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45、148页。
    （12）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8页。
    （13）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14）（17）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6页。
    （18）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载《世界历史译从》，1980年第4期。
    （21）（22）拉杜里：《历史学家的领域》，巴黎1977年版，第11、14页。
    （25）译文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