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事业永远需要共产党同其他革命政党的真诚合作。这种合作的成熟的形式只能是党外合作。通过这种形式的合作实现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实行的政党合作体制，虽然与革命胜利后围绕新政权而展开的政党合作体制有所区别，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也有联系，不可割裂。对于国民革命中的国共合作问题，也应作如是观。尤其是因为这一革命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有根据地、有政权。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在这期间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它既是发展革命的工具，也是未来政权的基础和雏形。为革命而斗争的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必然要在新政权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正如邓中夏所说：“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不同阶级的政党在革命时期的合作，既是为了“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之中妥协软化”，也是为了“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权“预为准备”（注：《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页。）。毛泽东也说过，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其中也包含有不同阶级的政党合作掌握政权的意思。只要参与这种合作的政党在以后不背叛其初衷，这种革命中的政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征也就必然会在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下的政党制度中得到反映。
    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尚未掌握中国革命的各项基本规律，未能妥善处理好与不同阶级政党间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未能在这种合作中掌握到领导权，从而导致了革命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在充分吸取这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走向了成熟。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后，由于正确处理了政党合作的种种关系，形成和巩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样就从一个重要方面保证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是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民主革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后，这种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政党合作制度必然要转变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党合作制度。邓小平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这也可以说就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新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