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国已经发展到挣脱“文化大革命”灾难重新走上社会主义正确轨道的关头。历史已经证明，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华国锋主持下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四五”运动的镇压不得人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四人帮”做坚决斗争又领导1975年整顿大见成效的邓小平，则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寄托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转机。然而，领导粉碎“四人帮”而处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却只是用毛泽东写给他的“按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重大的问题。他未能认识和摒弃自己的错误，满足群众的、也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让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反而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是要以此来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首先是“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首先是“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与之针锋相对，倡导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这样，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对立，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斗争的一个焦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出了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还是压制这场讨论，实际上成为顺历史潮流而行还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分水岭。哲学层面的争论，反映了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邓小平、陈云等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复出以后，自愿充当“后勤部长”，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推倒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和文艺战线上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后，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注：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办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处理和结论，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大力阔斧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济领域在陈云、李先念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已经提出，学习国外经营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的工作已经进行，加快工业发展和加快农业发展的计划正在制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正在酝酿；胡乔木等连续撰文，论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宣传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发扬经济民主，大大促进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结果。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不仅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实践上拨乱反正的过程。提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人之错误，支持和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陈云等人之正确，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全国人民中间，已经是泾渭分明了。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的工作和斗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取得了在重大关头主宰历史发展的自由。1978年9月，正当处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高潮的时候，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指示前进的方向：应该及时结束清查工作，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是陈云不顾华国锋宣布的议程，提出中央必须“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作出决定，解决“天安门事件”、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以达到安定团结，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可见，在重大历史关头，指出前进方向、作出重大决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他们早就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过去的功勋，在党内的资望，“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的业绩，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把握了转折关头党中央工作的舵轮；华国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资格。
    三、历史转折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
    两次历史转折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分别是党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内总负责人（博古／华国锋）虽有严重错误但依然主持会议。转折是通过领导集体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的。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是两次会议的共同特点，在政治上，主要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组织上，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实际上建立新的领导集体。两次伟大转折，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胜利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遵义会议集中讨论、解决当时攸关生死的军事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针对博古的报告，张闻天首先出来讲话。他按照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就的“提纲”，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有系统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中央常委），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注：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留守中央苏区，未参加长征）。）他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分量很重，为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了基调。紧接着张闻天的“反报告”，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接着发言，有力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发言。除凯丰一人之外，周恩来、朱德和其他与会同志都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这样，遵义会议作出结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央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注：上述结论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1页。文中A指李德，又称华夫；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采取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机适当时再去解决。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组织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会议完毕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此处与本段引文均引自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由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注：据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说，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见杨尚昆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的《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会议关于“取消三人团”的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同时，在干部的处理上，又不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博古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继续担任中央常委。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让对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继续留任、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的时候去完成等做法，也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