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主题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陈云敏锐地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重点转移是非常必要的。陈云就这些问题在东北组作了发言，得到大家拥护，产生巨大影响。中央工作会议在批评“两个凡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分清重大历史是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邓小平依据会议的新发展，会上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地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与工作重点转移紧密结合的完整的历史主题。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手段、方法和措施。”他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及其危害，肯定“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具体地指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这篇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经过近20年实践检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肯定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邓小平“主题报告”的指导下，联系历史和现实，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讨论、解决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全会作出了基本评价、确定了基本原则而没有深入展开；对“文化大革命”，指出在适当的时候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不应匆忙地进行。对重大而复杂的历史问题采取审慎态度，而集中解决当前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思想路线问题，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实现历史转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揭发、批评。正是通过对他们广泛深入的批评，通过分析、批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许多错误事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得到确立。这四个政治局委员的主要错误，实际都同华国锋有关，但从全局出发，揭发、批评都没有直接涉及华国锋本人。
    关于中央的人事调整问题，邓小平在12月1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对增加的人选，邓小平也提出了建议名单。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对维护安定团结局面是十分必要的。经邓小平提议，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组织问题的处理是积极而又稳妥的。陈云进入常委、担任中央副主席，形成了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内邓小平、陈云合作领导全党的格局。
    四、历史转折的完成有一个发展过程
    如上所述，在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个历史的转折点上，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了当时影响继续前进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路线是非已经分清，新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但会议精神的落实和贯彻，会议成果的巩固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或需要假以时日，或需要创造条件，才能解决；组织人事也需要继续调整。所以，实现历史转折以后，都还经过了一个相当时间的后续的发展过程，转折的成果才得到巩固，转折的任务才全部完成。
    遵义会议对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是非作出了结论，明确了错误的责任，但由于时间仓促，系统论述会议精神的决议还有待于会后在行军途中起草和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新的领导人的确定，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有关完成历史转折的这两件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大事，是在会后曲折的战斗历程中才逐步完成的。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变更中央最高领导人急迫地提上了日程。于是，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决定由洛甫（即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就任以后，立即挑起历史的重担，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统称扎西会议），起草完成并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了中央红军“杀回马枪”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并即电告，对四方面军也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作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毛泽东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权。经过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以后，张闻天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变换领导的使命至此才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