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任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的刘掞藜先生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民国十二年(1923)，顾颉刚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刘掞藜率先撰文商榷，刘掞藜等人的批评意见使得顾颉刚不能“停歇于浮浅的想象”，而不得不“愈进愈深”，终于构筑出“古史辨”的学术体系①。因刘先生英年早逝，刘掞藜的名字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人们也只能在《古史辨》的附录中才能看到刘先生关于古史的零散论述。所幸的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仍藏有刘先生在武汉大学授课的讲义——《中国上古史略》，本文欲以此讲义为蓝本，对刘掞藜先生的古史思想作一简要评述。
    一、古史辨运动中的刘掞藜
    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在胡适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考辨中国古史问题。1926年，顾颉刚把1923年以来的古史论文及与学界相互切磋的信函、文章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标志着他的古史思想体系已初步形成。顾颉刚在为该书所作的《自序》及晚年的自述中均坦言，作为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他的成果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他的研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多少有点始料未及：
    哪里想到，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②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使清乾嘉以来抨击伪书的传统复苏起来，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史坛上的古史辩运动。不可否认，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工作给当时的学术界乃至中国的知识阶层带来了巨大冲击。顾颉刚的古史思想体系也正是在与当时学界的论辩和交流中逐步成熟、完善的。但是，一种有创新意义的学术体系的形成，仅靠学术观点的惊世骇俗以及辩论中的相互指责是不够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90年前的这场运动时，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辩运动中，到底哪些商榷和争论对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完善和学术体系的形成有切实的建设性作用?
    如顾颉刚自己所总结，当时的学界对其疑古言论有誉有毁，而“毁”的声势可能更大于“誉”。对疑古运动批评最严厉、被顾颉刚称为“说我着了魔”的，当是章太炎先生③。经学大师章太炎在古史辨运动的酝酿阶段就批评疑古思潮，称“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④。此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疑古运动的批判，甚至在演讲中公开斥责“疑古之史学”为“魔道”⑤。章太炎对于古史辨采取敌视的态度，主要原因可能缘自他是一位民族感极强的民主革命家，对日本史学界率先进行的怀疑中国古史的相关研究的政治目的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他反复提醒国人：“信谬作真，随日人之后，妄谈尧、禹之伪，不亦大可哀乎?此种疑古，余以为极不学可笑者，深望国人能矫正之也。”⑥
    可见，章太炎对疑古的批评主要基于政治因素和民族情感，将怀疑古史上升到毁史、亡国、抹杀民族文化的高度。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章太炎先生的这种态度也无可厚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章太炎的严厉批评与胡适等人的“盛誉”性质是相同的，胡适等人对古史辨的无条件称赞与支持，其实主要也是从“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等需要出发的。
    更多的旧学人和旧史家对顾颉刚的古史之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以柳诒征为例，他撰文说：“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叩其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柳氏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对“清代经师治诸经治小学之法”的基本知识不熟悉，“第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尠不为通人所笑矣”，“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⑦!在经学风气尚盛的民国初年，这种近乎蔑视和讥讽的态度，大体是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理。
    民国年间学界的状况，“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⑧，一些有资历、有成就的学界巨擘有时针锋相对，相互发难，恰如古史辨中的章太炎、胡适、柳诒征等人。而一些有学术追求的后学们与这些史学前辈或学界巨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有实力的学者对疑古派观点的商榷其实是有所顾忌、若隐若现的。例如，今天公认为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先生从未公开指责过疑古运动及古史辨，但是他一直主张伪史书中亦有真史料，并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经学在资料等方面的特殊性，指出：“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⑨这些言论，其实隐含了对古史辨的批评。王国维也没有直接批评顾颉刚，但他在清华园中大讲“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也有借“地下之新材料”及“纸上之材料”纠正人们过分疑古之风的用意。他说：“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⑩
    因此，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古史辨”言论，虽然在学界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但其影响主要在于舆论，就公开的成果和严肃的学术研究而言，恰如论者所评价的那样：“在学界仍产生极大波澜，但并未出现有力的反驳。”(11)
    正因为如此，刘掞藜批评顾颉刚的学术成果在古史辨运动中显得十分突出。相比于其他人过于激烈或过于隐讳的态度，刘掞藜偏向于从学术求真的角度评论疑古辨伪的得失，而且采用了直截了当的正面交锋方式。刘掞藜与顾颉刚的正面交锋并不偶然，在那个时代，他们同属于年青学人，刘出生于1899年，比顾尚幼五六岁。胡适、顾颉刚发起疑古运动时，刘掞藜刚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时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史地部，师从史学大师柳诒征学习。当顾颉刚在北京大学与钱玄同论古书时，刘掞藜在国立东南大学史地研究部工作。可以说，他们在年龄、辈份上旗鼓相当。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基本上被视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两个主阵地，而胡适和柳诒征则分别是两大史学阵营中的两大导师。因此，刘掞藜与顾颉刚的论争与交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大学术阵营的学术论争与交流，也是20世纪20年代多层面复杂史学动态中的一个侧影。
    因“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提出和确立，顾颉刚成为古史辨成果的汇集者和收获者。但当我们回到历史现场，认真审读刘、顾两人之间商榷与回应的文本时，不难看出，在学术求真的层面，刘掞藜一直掌握着这场论争的主动权。如顾颉刚《自序》所言，顾氏很早就有疑古辨伪的打算，但由于“向来只知道翻书”，没有“按着篇次”系统地阅读诸经(12)，因此，他的灵感多来自于视野所及的部分史料。而刘掞藜早年苦读诸经，1920年考入南京高师后，才师从史学大师柳诒征，“由经入史”(13)。扎实的经学基础，使得刘掞藜面对以经证史的问题时，能迅速地利用富裕的经学储备，依据实证史学的原则来检验相关命题的是非。1923年2月，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的文章发表不久，刘掞藜的商榷文章便于同年5月刊出，文中旁征博引，直指顾颉刚史料和论证的缺失。顾颉刚不得不在“答书”中解释：“不幸豫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还没有做，而总括大意的《与玄同先生书》先已登出，以至证据不充，无以满两位先生之意，甚以为愧。”(14)针对刘掞藜等人的责难，顾颉刚特制定了一个“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的读书计划和在《读书杂志》上分期发表的回应计划。顾颉刚的回应计划尚未完成一半，刘掞藜便有《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一文回应。面对因各种客观原因“没法做专门研究”的顾颉刚所作的疑古计划，刘掞藜表示“这很足使我们欲早日一睹为快的心陷于渴望的情境”，“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15)。因回应不能如期完成，顾颉刚先是发表启事，称“刘先生《再质》一文，只得等我这文发表完了之后再行回答，望鉴原”(16)!后来又在《自序》中解释说：“因为在家养病，所以容我徐徐草答。可惜文字未完，四个月的生计负担已压迫我回复馆职了，一篇答复的长文只作成了一半。”(17)
    总观两人的论争，刘氏多着眼于史料和论证过程，而顾氏多谈“我对于古史的态度问题”；刘氏擅长于就具体问题用充分的史料予以澄清，而顾氏擅长于用宏大的史观去“建立一个假设”；刘氏的回应总是非常及时，而顾氏则不断地制订“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刘氏身体不如顾氏，但只字不提客观原因，顾氏经常强调“养病”、“生计”、“祖母去世”等客观原因。不言而喻，在顾、刘两人的论争中，刘掞藜一直掌握着学术上的主动权。
    总之，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运动其实造就了两名年轻人：顾颉刚以其勇于怀疑的精神和反传统的史观一举成名，而刘掞藜则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求真务实的学风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正如其弟子在回顾其生平时所言：
    (民国)十二年，吴县顾颉刚君揭其怀疑古史之说于《读书杂志》，先生以其引据多舛，疏解尤不衷于理也，乃再作长函以辟之。源源本本，殚见洽闻……由是海内学者，无不知有先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