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儒家的典籍“十三经”中，有三部是关于礼制的书，合称“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其中的《礼记》，西汉刘向《别录》①、东汉郑玄《六艺论》②并云四十九篇，而《隋》《唐》二《志》所著录的郑玄作注的《礼记》则分为二十卷，这是嫌其篇帙繁重而合并原有篇目的结果。
    关于《礼记》这部书的编撰人，据《隋》《唐》二《志》之说，是西汉后期的戴圣。不过，唐初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郑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按照郑玄的说法，《礼记》乃戴圣所传授，未必即是至其本人才撰辑成书（若依此说，则《礼记》成书时间有可能在戴圣之前）。因其详既已不可考究，故后人多从二《志》之说。另外，三国魏张揖《上（广雅）表》：“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③，其说虽乏佐证，但依照张揖的说法，可以推测：《礼记》一书，大约从秦末汉初开始撰集，至戴圣编成完帙，其间经过了一百多年书的内容和篇目当是屡经学者们增补改易，而最后的定型则出自戴圣之手。
    戴圣，字次君，梁国（今河南省雎阳）人，生、卒年已不可考，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他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同时，是著名的经学家。他和叔父戴德，都是礼学大师后仓的弟子，世称为小戴、大戴。戴圣曾以礼学博士的身份，参加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由宣帝亲自主持在长安皇宫里的石渠阁举行的五经同异讨论会，其后，官至九江郡太守。他的著述，流传至今的就是这部《礼记》；另外有《石渠礼论》四卷（见《隋书·经籍志》）①
    西汉以前称某些重要的古书为“经”，把解释说明“经”的书叫作“传”、“记”、“说”。因此，“礼记”这一书名的原义是：对《礼经》（即“三礼”之《仪礼》，汉代称为《礼》、《礼经》或《士礼》）的解说。本来，汉儒在传授经学的时候，除了讲解经典本文，还传习一些与经典内容相关的古书篇章和前人的说解材料，目的在于使学生加深对经义的理解（这与近代以来的大学教学，在教材讲义之外，还印发或开列参考的资料及书目有相似之处）。这样，附经而行的记、说一类的材料，也就得以流传了。即以《礼经》而论，有关的记、说，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中就有：
    《记》百三十一篇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篇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另外，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有：
    《古文记》二百四篇
    以上这些，应该说多数是皇家图书馆（即所谓“秘府”、“中秘”）所藏。因为西汉“诸学者多言礼”，礼学盛行，经师们手头所有的此类参考书，数目当更多⑥。
    戴德、戴圣叔侄各自对这些原先可能是比较散乱的传礼资料进行了筛选、整理、编撰的书也都取名《礼记》。戴德所撰入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也叫《大戴礼》、《大戴记》。戴圣所撰四十九篇，则称《小戴礼记》、《小戴礼》、《小戴记》。二戴在撰书时，对传礼资料各有取舍，自定篇目，互不相袭；而晋代陈邵《周礼论序》谓小戴删大戴之八十五篇为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更说是小戴删大戴为四十六篇，后汉马融朴《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乃成四十九篇，此说自清代毛奇龄以下，《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王聘珍等已斥其误。《小戴礼记》自郑玄作注之后，专擅《礼记》之名，盛行不衰。而《大戴礼记》的流传则若断若续，到唐代就佚失了四十六篇，仅有三十九篇保存了下来⑦。
    今天我们见到的（亦即郑玄所注的）《礼记》为西汉戴圣的原书，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向无异说⑧。只是晚近以来个别学者表示怀疑，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洪业先生在《仪礼引得·序》中说：
    “……无论如何，郑所注之四十九篇（义按：指今本《礼记》）而孔所谓之‘此《礼记》’，非所传者也。圣，后仓之徒也，何至收《逸礼》之正篇（义按：指《奔丧》、《授之哉？”（义按：郑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文中“则《大戴礼》是也”、“则此《礼记》是◆者郑玄之语，孔颖达特于《礼记正义》引之耳，而洪氏以为孔氏语，误。郑玄所谓“此《礼记》，”正指自己所注之《小戴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