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锦先生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前言》中也说：
    “西汉经学立为官学的是今文学派，强调所谓家法。今文学派的学官博士们，尽管彼此间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分歧，而他们对待当时尚未立为官学的古文学派的敌视态度却颇为一致。西汉哀帝在位，已经到了西汉的晚期，当时刘歆曾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都建立学官，结果遭到了诸儒、博士们的强烈反对。……由此推知，今文学派的学官们既然反对把《逸礼》等古文经传立为官学，那么，他们自己汇辑和传习的《记》中，自然是不会撰入古文经记的。
    大多数……到了东汉中期‘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义按：王氏此说与洪氏“后汉中有《大戴礼》《小戴记》各收《逸礼》于其中”之说基本精神相同。）
    以上洪、王二位先生的说法大意相同，概括起来就是：（1）传世的《礼记》成书时间是在东汉中期而非西汉后期；（2）因而，《礼记》非戴圣所传。其根据是；西汉今、古文经学家互相对立、仇视，西汉盛行今文经学，戴圣为今文经学家，绝不会在自撰的《礼记》中收入属于古文经《逸礼》中的《奔丧》、《投壶》二篇。这些古文经记撰入《礼记》当是今、古文经学趋向混合的东汉时代。
    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仍然主张《礼记》成书于西汉后期（而不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东汉中期），它的编撰者（起码也是有明文记载的最早的传授人）就是宣帝时的戴圣（而不是东汉中期的学者）。我们的看法不但有郑玄《六艺论》的记载（见本文开头所引）为依据，而且有其他历史事实作佐证，可以说明今本《礼记》早自西汉已有人作注、传授，并著录于书目之中。“东汉中期成书”之说不但与史实不符，而且持这一观点的人对其引以为据的西汉经学内部两派的矛盾斗争的叙述失之笼统、简单化，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因而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这里，我们首先列举传世《礼记》在西汉末至东汉初流布、作注、著录的史实。
    第一，《汉书·儒林传》：“小戴授梁人桥仁（名）季卿（字）、杨荣（名）子孙（字）。仁为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后汉书·桥玄传》：“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按：“德”字误，依《汉书》，戴德当作戴圣）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成帝时为大鸿胪。”据此，戴圣的学生桥仁，生活在西汉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之世，他为之作章句的《礼记》， 依理推论自当是他的老师戴圣所撰（或所传）无疑。桥仁之前已有《礼记》这部书，然后他才能写出《礼记章句》这部最早解释《礼记》的著作来。如果汉成帝时尚无《礼记》一书，那么《礼记章句》岂不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桥仁就《礼记》所分篇目作章句，原文一篇，章句亦为一篇，故《礼记》四十九篇，《礼记章句》亦为四十九篇。这本是汉人著述的一般体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今文尚书》二十九卷，而《大小夏候章句》亦各为二十九卷；《春秋经》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谷梁），而《公羊传》《谷梁传》亦各为十一卷，等等。
    第二，据《后汉书·张曹郑列传》，东汉初年，礼学博士曹褒继承其父曹充的经学，“传《礼记》四十九篇”。传文又说曹充奉持西汉庆普礼学，依《汉书·儒林传》，庆普与二戴同时且同门，均系后仓弟子。从学术传承的谱系来说，后仓之下，戴圣一支与庆普一支虽异派但同宗，庆普的后学曹氏父子传习其“师伯祖”戴圣的《礼记》，也不能说是在情理之外。（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礼记》或是由后仓传给戴圣、庆普二人，故戴、庆的学术后裔均传此书。若是这样，则《礼记》的成书当更早一些。）而且曹氏所传《礼记》篇数也正是四十九，与今本相同。以上，桥仁为作章句的和曹褒所传授的，不当仅仅是书名、篇数与今本《礼记》偶然的巧合而已，而且其书当是同一传本。若是不信，尚有下述一事为证，即：
    第三，西汉末年刘向校录书籍时，已在他的《别录》里将《礼记》作了著录：孔颖达《乐记正义》引《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他还依例就《礼记》中各篇的内容、性质作了分类，东汉末郑玄在《三礼目录》里就曾一一予以征引，这些都完整地保存在《礼记》孔疏的各篇标题之下。即以前面所说的《礼记》中所收《逸礼》二篇而言：
    《奔丧》篇题下孔疏：“案郑《目录》云：‘名曰《奔丧》者，以其居他国闻丧奔归之礼。此于《别录》属丧服之礼矣。《奔丧》实《逸曲礼》（义按：即《逸礼》）之正篇也。汉兴后，得古文，而礼家又贪其说，因合于《礼记》耳。’”
    《投壶》篇题下孔疏：“案郑《目录》云：‘名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此于《别录》属吉礼，亦实《曲礼》之正篇。’”
    （按：《奔丧》《投壶》既已在西汉刘向《别录》中将其于《礼记》类属划分如上，谓东汉中期《逸礼》二篇始收入戴《记》之说，其误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