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各篇，莫不如此。可见，郑玄校理《礼记》“篇目次第，一以刘向为准。”据《汉书·楚元王传》，刘向在宣帝时“为谏大夫，……讲论五经于石渠，他既与戴圣共事，则为同时代人（刘向参加石渠会议时才二十多岁，他的年辈可能较晚些，戴对他来说是宿儒老师）。戴圣既是当时的礼学大师，刘向著录的《礼记》，依理推测，也应当是戴圣所撰同一传本，即桥仁、曹褒传习、郑玄作注的那一种。郑注本既完帙相传一千八百年至今，则今本《礼记》正是戴圣原书，成书当在西汉后期或其前，断非东汉中期才形成和流传下来。
    至于说到出于西汉今文经学家之手的《礼记》，其中却收有古文经记，这一现象是否可以这样解释：
    首先，今、古文经学家尖锐对立是在西汉末年哀帝（公元前6年-前1年在位）时期开始的。哀帝初年，刘歆（刘向之子）建议立古文经典为官学引起激烈争斗⑨这一著名事件就是两派形同水火的标志。可是，从时间上说，这距戴圣生活的宣帝年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在哀帝之前，经学上可以说是今文学家的一统天下（至少在朝廷是如此），古文经学虽早已传于民间，但尚未形成独立的派系。也没有构成对今文派的威胁，在武、昭、宣、元诸帝时期，虽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今文学家以至皇帝、王侯们对古文经传不但没有采取鄙弃仇视的态度，反而是抱着了解、研究、搜求、传授的兴趣。例如：孔安国虽为《今文尚书》博士而传《古文尚书》；胡常、翟方进宣帝时为《答案》博士而兼传《左氏春秋》。鲁恭王，河间献王大力搜集古文佚书，更是治经学史者周知之事，而二人则当武帝之世⑩。甚至，汉成帝也“观古文（经传）”。（11）上列史实证明：哀帝以前经学两派尚未形成营垒，这时古文经学的逐步流布及越来越大的势头固然为尔后引起今文学家的仇视反对埋下了契因，但却不能说这时两派就已各立门户、互相敌忾了。我们不应忽略：撰辑《礼记》的戴圣恰恰是处在这一时期的宣帝之世。
    其次，即使是哀帝年间开始的两派斗争，其焦点仍在于应该不应该把古文经典《毛诗》《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至于在当时象《礼记》这样的记，说一类的参考书如何编撰，可以不可以收进古文资料，似乎可以说无关宏旨。后来的情形尚且如此，那么上溯五、六十年，今文经学家戴圣编书时收进两篇《逸礼》，是并非不可能的。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西汉时代经学领域里的情状，哀、平之世与宣、元之间固然大不相同，经师们对经典和说记两类地位悬殊的著作也不会等量齐观。现在退一步说，假若《投壶》《奔丧》不是戴圣所收，那也只能认为刘向把它掺进了《礼记》（尽管这样说是厚诬古人），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今本《礼记》与《别录》所记篇目相同。
    总之，简单地以经学内部的斗争为根据来确定《礼记》的成书时间和编撰人，这一作法既缺乏对今古文经学纷争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也没有顾及到一系列的历史事实，面临着许多矛盾。《礼记》非戴圣所传、成书于东汉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本文收稿日期：1990年4月9日
    注释：
    ①孔颖达《乐记正义》引《别录》：《礼记》四十九篇。
    ②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引。
    ③见《广雅》卷首。叔孙通，秦博士，入汉制定礼仪，《史记》《汉书》均有传。
    ④据清人考证，认为《石渠礼论》也就是《汉书·艺文志》礼家类《议奏》（班固自注：石渠）三十八篇。只是《石渠礼论》久正散佚，清代马国翰就他书所引广为搜辑，共得二十余条，收入《王函山房辑佚书》中。
    ⑤汉人也称《仪礼》为《礼记》（见《后汉书·卢檀传》），此《礼记》之名，义兼“礼经”与“记说”二者。
    ⑥以上说参王文锦《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话·前言》。
    ⑦《大戴礼记》唐以前仅有北周卢辩注，至◆孔广森始价补注，王聘珍更为解诂。王氏《大戴礼记解诂》，有中华书局1953年印本。
    ⑧《四库全书总目》：“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
    ⑨见《汉书·楚元王传》。
    ⑩见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载《观堂集林》四。
    （11）见《汉书·楚元王传》。